可以说，是法家思想使“秦国”变成了“秦朝”，但是，这也造成了秦统一以后迷信法家学说的潜在危机。
贾谊在《过秦论》（中篇）中写道：“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
——夺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样的方法，秦从战国到统一天下，它的路线没有改，他的政令没有变，所以秦的灭亡很快就来到了。
法家认为，“民之内事，莫苦于民，民之外事，莫难于战1”。为了让人民努力耕耘、作战，必须让人民处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才能让他们听话。
也就是说，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2”
但是——但是法家没有意识到，当人民被剥削、贫弱到不能生存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再仰仗统治者恩赐下的那一点点食禄，而要自己去夺食！
届时，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国家将不复存在。
在“秦国”时期，外部矛盾远远大于内部矛盾，法家思想的弊病尚未显现。但是在“秦朝”时期，因为之外部约束力量丧失，君主的私欲极端膨胀，弱民理论被推向极致。
极端化的理论指导了极端化的政治实践。
北伐匈奴、南戍五岭、修阿房宫、造郦山陵……以至于“田租、田赋二十倍于古”。
同时，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曾说过这样的话：“重一奸之罪而正境内之邪……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3”
也就是“杀鸡儆猴”。那只鸡要重重的杀，猴子才能安安分分的。
当秦朝劳役进一步加重，为了镇压百姓的怨声载道，自然要更重的严刑峻法。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与其说导致人民暴.乱的是“秦法”，倒不如说是过度的“劳民”。
但是统治者们没有料到的是——
过于严酷的劳役下，那些贵族们从没有放在眼里的升斗小民活不下去了，他们眼里淬着愤怒的火焰，从田间地头、从劳役之地、从长城脚下抬起了总是低着的头，握紧了手上的工具。
极度的剥削造就极度的反抗。于是，秦末陈涉吴广于大泽乡站起身子，振臂一呼——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李斯出神地看着天幕对于法家和秦朝内政的剖析。
他少年时“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后来修习法家的“术”、“势”。
后世人常常笑谈，荀子的门人总是“欺师灭祖”。李斯、韩非去搞法家了，张苍成了历算学家，陆贾“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融汇儒家、道家及法家思想，倒像是一个杂家。
儒家的本质倡议是从“性本善”论上升到的“仁政”，是血缘伦理、道德、政治合一的为政理念。但是荀子最广为人知的理念是什么？
是“人之初，性本恶”。
如果人性本善，那么人与人之间会很容易理解和宽容。道德自觉下，用仁、义、礼、智、信就能规范人们的生活。
但是如果人性本恶，那么对不起，为了形成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只有在道德自觉之外建立一套强制机制，来制约人的欲望和行为。
法制应运而生。
所以李斯的整个思想是建立在“性本恶”论基础之上的，是“好利恶害”的。
李斯的思想理论如此，他的为人也如此。
在秦始皇发怒，要驱逐所有六国之人时，李斯一篇《谏逐客书》以情文并茂的文笔打动了嬴政，使得其承认六国之人对秦国做出的贡献。
——是李斯真的彻彻底底为秦国着想吗？不是，是因为李斯也不是秦国人。
在韩非入秦时，李斯联合姚贾陷害韩非，用当年嬴政在“逐客令”中驱逐六国之人相同的借口排挤韩非，最终鸩杀韩非。
——是李斯害怕韩非在秦国朝堂上为韩国求情吗？不是，是因为李斯害怕韩非取代自己在秦国朝堂上的位置，使自己来之不易的大权旁落。
而当嬴政宫车晏驾，此时“诸男皆尚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的李斯当然也不能忍受公子扶苏上位后大权旁落，于是铤而走险，矫诏拥立胡亥。
对于李斯而言，“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贫困4”。权力是他致死紧握的手中刀。
——当然，这是原本的他。
现在的李斯生命只剩余了固定的时限，天幕也告诉他他的辉煌基业被自己的一个过错覆灭，他反而看开了。
天幕的思想，他也曾朦朦胧胧地思考过，但是囿于时代和身份，他始终不能明晰。但是天幕的理论像是拨云见日，打开了他长久以来不能转阖的关隘。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师弟，我竟忘了你曾说过的话。”李斯闭上眼，眉头舒展，脸上却悄悄爬上一抹怔忪。
【这样看来，法家就是秦朝灭亡的原因喽？
并不是，要知道，法家思想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
在秦二世时期，法家李斯对二世这样谏言：“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