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御宅屋 > 综合其它 > 寒门之士[科举] > 寒门之士[科举] 第160节
  “元辅,此举恐怕会令天下士子心寒。”潘晟道,“士子骄纵并非一时,当徐徐图之。”
  张居正看向张四维与申时行:“子维,汝默,你二人是如何看的?”
  张四维和申时行的说辞与潘晟差不多,只是更委婉一些,两人自然明白张居正废除书院的用意,然而书院如今已与科举紧紧联系在一起,大儒们多至书院讲学,传播王学理论。
  但也因此,书生们染上了议论国是的习气,动辄聚集在一处喧哗官府,稍有不满便闹,长此以往,书生不学圣人之道,也不修经世致用之学,只学到了论辩的本事。
  张居正推出的几项政令都引发了读书人的大争辩,赞成者少,反对者众,夺情一事后,他在读书人心目中更是不受待见。
  问完几人,最后一个到的柳贺也被瞄上了。
  柳贺只能硬着头皮道:“下官觉得,废除书院太过激进,应对读书人加以引导才是。”
  明时书院已成气候,多为书生举业而设,有官办书院,也有私立书院,其中一些书院讲学自由,读书人在此针砭时弊,群聚讲学,若是随意废除,读书人的怒火恐怕止不住。
  听得柳贺之言,张居正道:“依你之见,该如何引导?”
  “下官觉得,正如部堂所言,此事也需徐徐图之。”
  这事毕竟是姚弘谟的职责,柳贺总不好越俎代庖。
  张居正冷冷道:“我还以为右宗伯会有什么见教。”
  柳贺:“……”
  大过年的,他莫名其妙就被叫出来,又莫名挨了一顿说,柳贺也很无语。
  不过这也是他和张居正相处的常态,在外人面前,张居正向来很不给他这个门生面子,夸赞基本是没有的,教训倒是不少。
  柳贺早已经习惯了。
  据他观察,张居正废除书院的心意很是坚定。
  万历三年,柳贺还在扬州时,张居正便令各地提学官约束生员言行,在扬州知府任上,柳贺也不喜生员群聚闹事,这些人不事生产,只度过几篇圣贤文章,便觉自己知晓天下间的道理,柳贺也曾惩治过借机滋事的生员。
  待张居正怒气消了一些,柳贺问潘晟:“部堂大人,今日之事因何而起?”
  正月里风平浪静的,应当不会出什么状况。
  潘晟道:“何心隐在湖广讲学,其中颇多抨击时政之言。”
  柳贺立刻明白了。
  何心隐是王学名家,嘉靖时就曾因传道讲学遭严嵩追杀,他是山农先生颜钧的弟子,思想上却
  比颜钧要激进许多。
  此人主张的“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可谓大胆至极,从现代人的角度看倒是平常,可放在大明朝,这可是相当夺人眼球。
  “书院若禁,也并非不能,然禁而不止,这禁又有何用?”柳贺不由道。
  万历三年时,张居正便下令禁止再办书院,却并未禁止已有书院讲学,《提学敕谕》颁了几年,也就第一年起了作用,其余仍是如旧。
  张居正纵是禁了书院,也不可能禁了书生群聚,何况东林书院此时还未创办,魏忠贤也干过废书院的事,最终依然毫无效果。
  何况朝中官员与书院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潘晟赋闲在家时,就曾应地方书院之邀去讲过学。
  潘晟点了点头:“确是如此。”
  “元辅恐怕真有归政之意。”潘晟问道,“泽远,元辅可曾对你透露过?”
  柳贺摇了摇头:“此事元辅不会告知的。”
  “何心隐此人不愿科举为官,却又妄议政事,莫非他以为,会有人会听他的不成?”潘晟也有些怒了。
  何心隐不愿科举为官是真,这个人有本事也是真的,他是江西人,在江西这样的科举大省中曾考中乡试第一,他在家乡创办的“聚和堂”可以说是对新的社会结构的一种尝试,可惜他不管做什么都是和朝廷对着干,严嵩不能容他,张居正也不能容他。
  万历三年之后,何心隐便被朝廷通缉,一边在各处讲学,这一回到了湖广,他在湖广也极力抨击张居正的政见。
  然而,何氏要江陵去位,一新时局,但他的实践更近似于空想,以他一人之力,是很难扭转当下时局的。
  朝政至此,就连张居正也不能完全改变。
  姚弘谟见了柳贺也是无奈,他是正统的读书人,学识十分渊博,在政事上却没什么大主见,更不必说废除书院这样的大事。
  柳贺觉得,这事自己还是不要掺和了,然而张居正今日叫他过来,恐怕就是要让他掺和进去。
  第210章 报纸
  出了内阁,柳贺便与潘晟、姚弘谟一道来了礼部,虽是春节时,礼部衙门仍有人值守,潘晟与姚弘谟念着柳贺妻子有孕,便叫他安心在家歇着。
  潘晟为官并不强势,姚弘谟也是正人君子,因而柳贺在礼部待得很是顺遂。
  削藩一事已十分麻烦,如今又要废除书院,光是想及此事招致的后果,柳贺便觉得头大如斗。
  姚弘谟皱眉道:“泽远,我等无论如何都得想出个章程,否则元辅那边难以交差。”
  潘晟、姚弘谟及柳贺的想法都是徐徐图之,万历三年张居正的做法已属激进,然效用平平,如今读书人比过去更爱论政,可见废除书院并非根本之策。
  “如今士风日下,不仅是元辅,我心中也十分担忧。”潘晟道,“依泽远之见,该如何引导这些士子呢?”
  柳贺思忖片刻,道:“部堂,继文兄,这只是下官的一点浅见。”
  见柳贺果真有想法,潘晟立刻来了兴致:“泽远请说。”
  “这些士子集聚论政,无非是朝廷不给他们论政的机会罢了。”
  姚弘谟闻言道:“集聚的士子多为科考失利者,若他能考中进士,在官场上自有发声之机,何必要私下聚集?”
  潘晟也是点头。
  “俗话说,堵不如疏,这些士子本就爱与官府作对,官府越不让他们说,他们越要说。”柳贺道,“因而下官想着,不如就给机会,令他们畅所欲言。”
  “也好叫他们知道,他们所忧心的,官府早已经想到了。”柳贺解释道,“这些士子未做过官,于民生了解也不多,他们便以为,自己所想皆是利国利民、经世致用之策,实则非是如此。”
  “泽远进一步讲讲。”潘晟道,“依你之意,该如何令士子们畅所欲言?”
  柳贺道:“部堂大人,如今邸报出得如何了?”
  “还是由通政司誊抄政令传至各地。”潘晟道,“泽远的意思是……”
  柳贺道:“士子们既要抨击时政,咱们便办一份报,留个地方由他们畅所欲言,官员可说,百姓也可说,其中也可张贴农事、水利、医药上的新说,叫百姓也从中获益。”
  “读书人总以为只有他们懂天下间的道理,可这天下却不只有读书人。”柳贺道,“本部掌礼制,何心隐等人所辩的,亦是圣人之理,办一份报,可叫天下万民知晓,官方懂礼不逊于民间。”
  潘晟道:“倒也并非不可。”
  潘晟也能意识到,舆论是一把双刃剑,张居正堂堂内阁首辅,依然会为民间之声所扰,这便是舆论的力量,而礼部办报,固然有兴礼明制的作用,却也不能叫这舆论被旁人用了。
  何况张居正是否同意,潘晟并无把握。
  但相比将书院废除一事,这个主意毕竟更缓和些。
  潘晟也不知为何柳贺能想到这主意。
  他于是道:“泽远,你与继文先细细琢磨一番这报该如何办,你我有个章程,到元辅那边也有话说。”
  柳贺点了点头:“部堂只管等着就是。”
  不过潘晟也不只听了柳贺一人的意见,废除书院一事所涉重大,姚弘谟、各司郎中、员外郎等也有话说,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其中不同意废除书院者占了多数。
  可以说,书院是伴随着程朱理学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天下闻名,读书人在此讲学、求知,才使理学流传开来,成为官方之学。
  何况读书人论时政也非一时半刻就能止住,洪武朝时创设科举,非科举出身不能为官,读书人又拥有许多优待,这便使他们天生高出普通百姓一层。
  王畿、何
  心隐、罗汝芳等人虽在民间,在读书人中却拥有不逊于官员的影响力,这些人论学问是公认的大儒,思想也有其先进性,受读书人追捧也是应当的。
  ……
  张居正召内阁及礼部大张旗鼓地去议事,他欲废除书院一事自然瞒不住了。
  此前京中隐约流传着张居正欲归政给天子的传闻,读书人同样议论纷纷,可废除书院的消息一出,士子们便顾不上归政之事了,都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书院上。
  毕竟无论张居正是否归政,那都是朝堂上的事,纵然士子们再不愿,张居正这首辅也是干了足足六年多,一时半会恐怕也难以更改。
  可废除书院则不同,事涉士子们自身,因而此时刚有风声传来,京城众书院的士子便已坐不住了。
  张居正出手可是又快又准,若不及时叫他改了念头,书院之祸一时恐怕避不开。
  “张江陵为何专挑书院下手?你我身为读书人,关心朝堂本是应当,朝堂诸公可知如今百姓生活如何?”
  “书院是当年程子、朱子讲学之所,张江陵此举,更甚秦始皇焚书坑儒!”
  “江陵为官本就霸道,朝堂诸公敢怒不敢言,当年严嵩当政时都未曾如此,江陵之恶胜过严嵩!”
  民间议论纷纷,何心隐人在湖广,又大声疾呼,写下《原学原讲》一文。
  “自有貌,必有事,必有学也。学其原于貌也。??自有言,必有事,必有讲也。讲其原于言也。”(注1)
  何心隐在文中直接说,讲学之事起源于孔子,张居正欲毁讲学一途,便是自绝于圣人之道。
  何心隐与张居正也算是旧识,事实上,何心隐的名号如今越传越响,也与张居正脱不开关系。
  何心隐和耿定向关系不错,耿定向曾将何心隐引荐给张居正,可惜两人天生气场不合,张居正言何心隐“时时欲飞”,判断可谓十分准确,而何心隐曾在耿定向面前道,“此人必当国,当国必杀我”,判断也准。
  随着张居正当国日久,何心隐的名气一日比一日大,天下读书人似都在等他那句“当国必杀我”,看张江陵是否真能痛杀何心隐。
  《原学原讲》一文自然又将张居正狠狠得罪了一通,因而正月一过,张居正便令礼部重申,儒童读书经社学,生员读书经府州县学,而不必经书院一途。
  除此之外,何心隐也被湖广巡抚王之垣逮住,被下了牢。
  此前何心隐几次三番被通缉,都因官场上有人相助得以逃脱,但这一回张居正十分恼怒,纵是读书人群情沸腾,王之垣依然不肯将何心隐放出。
  柳贺与姚弘谟琢磨数日,终于将一份报纸的框架搭了出来。
  大明朝与后世毕竟是不同的,朝中若出了政令,并不会在第一时间叫百姓知晓,官与民天生就是不平等的,百姓们也接受了这种不平等。
  因而头版放什么,柳贺很是纠结。
  细想之下,这报纸都不必处处仿照后世的报纸,只论礼法也可,比如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碰撞,便可堂堂正正登于其上。
  朝堂与民间大儒论礼的文章也可放于其上。
  而到了具体的政见上,则可以强调其推广之效与具体缺陷,比如一条鞭法在地方上的施行,其中若有不当之处,就可通过报纸曝光。
  次版三版等,则可放一些快讯,比如某名人逝世,还可放些农事水利医学的科普,比如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节选,还有袁黄写就《举业彀率》,可谓士子在大明朝必备的《五三》。
  后几版的内容并不重要,重点仍在头版,柳贺此时已经可以想象,若报纸真推出了,效用好的话,恐怕能抵过数十位御史。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朝堂权力向民间的让渡,便是交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