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借鉴和扬弃
怎样对待西方经济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回答的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在于立场和认识论的分歧。前者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制度，其认识论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以及其必然灭亡、必然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代的发展规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其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论。当然，西方经济学在其发展的几百年间，也提出了不少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以及经济发展规律的观点和认识，采用了统计学以及数学模型等现代方法来描述经济活动，建立了适应这种“精确化”研究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话语体系，加上西方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特别是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使这一套经济学学术体系风靡全球。中国经济学研究在西方经济学学术体系的强烈影响之下，要想走出一条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理论发展道路，确实任重道远。
在对外经济关系领域，西方学者把各种经济学流派中有关对外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分析和理论拼凑为“国际经济学”，并作为大学教科书和知识体系广为传播，目前我国高校中广泛使用的《国际经济学》教材基本上是这种知识体系的介绍和解读。其中，有反映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以及该流派的后来继承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规模经济和不安全竞争理论，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等；有反映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市场均衡理论、汇率理论、国际收支理论等；有反映把各种经济学流派（包括凯恩斯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加以综合的理论内容，如关于贸易政策、关税同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等的理论。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这个体系中可以启发我们思考的内容不少，而且有些概念也为我们所借鉴和吸收，如“比较优势”和“经济全球化”等，但总体来看，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对外开放发展的理论则很有限，可以用于指导我们实践的理论则几乎没有。在我们的政策语言中，与这个知识体系有关且使用频率最高的是“比较优势”，但我们政策语言中的“比较优势”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也是不同的，后者说的是两个国家、在两种相同产品的生产中，都不具备生产率优势的一国可以选择劣势较少的某一产品来开展国际贸易，赢得专业分工的利益。而我们讲“比较优势”，首先是一种工作状态和动员，既包括发现“绝对优势”（你无我有）、要素禀赋优势（你少我多），又包括创造竞争优势（你有我优、我廉）。所以，我们讲“比较优势”，已经是一种演绎和发挥。再如，贸易投资自由化、经济全球化这些理论概念，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虽然有解释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一面，但它们是不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它们只讲让渡国家主权，只讲贸易投资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对各国经济福利的增进，不讲经济金融风险，因此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欺骗性。一旦发现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也可以得到好处，原来拼命鼓吹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人就会马上提出“去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再平衡”理论，完全暴露了鼓吹这些理论的人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立场。
在其他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理论中，绝大多数是以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和美国的实践为依据的，例如相互需求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理论、企业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等，都只能解释发达国家贸易和相互投资的发展，而不解释（也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发展贸易投资的经验。涉及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问题的成熟理论很少，而且也很陈旧，例如“中心—外围”理论、资金外汇两缺口理论等。
西方国际经济学把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扩展到世界经济领域，形成的所谓世界市场均衡理论是最缺乏科学性的。它宣扬资本主义经济通过自由市场可以达到均衡，在国内市场上靠价格来调节，在世界市场上靠汇率来调节。因此汇率理论和国际收支理论是西方国际经济学宏观理论的核心。随着西方国家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的破产，世界市场均衡理论遭到无情讽刺；随后浮动汇率理论登场来修补均衡理论。20世纪80年代美国依据这个理论来压迫日元、德国马克升值；21世纪初又压迫人民币升值，认为这样可以达到世界经济平衡。但事实上却与美国的愿望完全相反，日元和马克升值并没有导致日本和联邦德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减少，人民币升值也没有使美国贸易逆差下降，这种浮动汇率理论实际上已经破产（见表2与表3）。
上述说明，在建设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中，我们从西方国际经济学知识体系中能够借鉴的内容并不多，可以直接为我所用的更少，因此，中国经济学者应当有这样的使命感和自信心，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创造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和理论范式。为此，要解决以下一些认识问题：
表2 美元对德国马克和日元的汇率以及货物贸易差额
注：汇率数据来自unctad数据库。德国在1990年统一，该年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幅度比较大。贸易差额由美国对联邦德国或者日本的货物出口减去进口得到，负值表示美国的贸易逆差。进出口原始数据来自imf的directionoftradestatistics（dots）数据库。
表3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和中美货物贸易差额
资料来源：《2015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年《海关统计》。人民币汇率为年平均价。
首先要解决立场问题。要建设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热爱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衷心拥护领导这个伟大事业的中国共产党，并积极投身于如何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的研究工作中，而不是把中国的事情看作与自己不相干，置身事外，或者只是从事专门挑毛病的研究（一些国外的“中国问题”专家就是专门干这种事情的），那是必定难以承担我们的历史使命的。在一次会议上，有个境外媒体朋友问：为什么中国没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我回答，我不知道你说的真正的经济学家的标准是什么，但我知道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举世公认，我还知道，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与这个伟大的成就多多少少有些联系，而境外所谓的真正的经济学家却与此无关，那么这种真正的经济学家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的回答赢得了全场掌声。我们不能指望依靠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西方经济学家来解释和回答中国的问题，这是中国学者自己的事情。要有为国家做事、为人民做事的情怀，才能有所作为。资产阶级的学者如果要有所建树，也需要有“忧国”情怀。有人把是否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看作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家被承认的唯一标准，这是片面的。且不说这种评奖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实际上还有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背后支撑。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始时也是被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所垄断，美国的崛起使诺贝尔奖得主转移到美国。试看未来诺贝尔奖花落谁家。可以预言，随着中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上升，中国学者被国际学术社会承认是必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国际学术舞台占有一席之地也是必然的。
其次是如何建立自己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学术论文是以“精确化”研究为导向、以数量模型为主要分析工具的，因此它需要一套与之相匹配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它既具有进步的一面，也具有被滥用的另一面。不仅实证研究采用模型分析方法，连理论表达也常常用模型来演绎和论证。这种研究范式，既产生了不少具有数量化支撑的有学术价值的作品，也制造了大量庸俗和垃圾。我们对此需要区别对待，不可盲目崇拜。许多学术论文并没有什么研究发现，却用了最复杂的数学模型来分析论证最简单并早已为人所知的事实，这种为使用模型而做文章的倾向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洋八股”，我们应当坚决反对，并防止谬种流传。我们的研究范式，应当强调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发展和改革的重大问题为导向，以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为目的，因此要有必要的政策思路的含义，当然也需要对一些专门性的问题做出判断或加强某个判断。一般来讲，重大的理论问题是难以用数学模型来论证和表达的，而应当学习《资本论》《帝国主义论》等经典著作的研究方法，用历史与辩证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方法，用可靠的统计数据来支撑和证明。一些专业性特征十分明显的经济问题，涉及经济社会各领域交叉性较少，即解释变量因素不复杂的问题，在数据可获得的情况下，采用数学模型方法才具有“精确性”研究的前提和条件。所以应当实事求是，因文制宜，既反对无模型不成文的倾向，也反对拒绝使用数学模型的片面性。还需要强调，采用数学模型作为主要分析工具，是以科学的“假设”为前提的，数学模型是用来论证和加强“假设”提出的判断，但是如果没有大量的调查研究和一定数量的统计数据做支撑，怎么能产生科学的“假设”呢？所以，下功夫做调查研究，下功夫收集数据和文献资料，是任何研究方法都无法离开的不二法门。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往往不愿意做这种耗时耗力的基础工作，只是从西方文献中找出现成的结论作为自己的“假设”，然后借鉴或抄袭一个数学模型，采集一些面板数据，拼凑成一篇论文。在学习阶段，这样做无可厚非，但这不是真正的研究，应当从这个幼稚的阶段逐步走向成熟。
再次是如何建立中国学术论文的话语体系。“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文坛摆脱了以文言文为主导的传统话语体系，产生了现代中国语言的话语体系。它的进步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更贴近大众生活；二是更有利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但要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洋教条和食洋不化的文化现象是旧中国殖民地文化的病症，反映到党内，有“党八股”现象的出现，毛泽东同志写的《反对党八股》和《改造我们的学习》就系统批判了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以及它所表现的话语形式。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学习市场经济，引进和使用了许多与市场经济相关的专门词汇、概念和理论，大大丰富了经济学理论包括国家经济政策的话语表达形式。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中国的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不仅熟悉了这些新的话语表达形式，有的还向其注入了中国元素，赋予其新的含义，形成外来文化被融合同化的现象，从而形成了中国式的话语体系，使“english”变成了“chinglish”，经济学研究及其学术论文当然是走在这个学习过程的最前沿。站在最前沿容易产生两种可能性：一是落后于大潮流和人民大众；二是孤立冒进并脱离人民大众。在留学海外热潮逾30年经久不衰以及国家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的环境下，第一种可能性不容易产生，而第二种危险却较为容易产生。一些人把生硬翻译过来的西方经济学论文的表达方式看作是经济学规范的话语体系，把多数人读不懂的话看作是“学术”，认为“学术”只需要少数人看懂和欣赏，多数人看得懂，就不是“学术”了，至少也属于“学术水平不高”。怎样处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关系，是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指明了方向。他说文艺作品要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所谓源于生活就是不能脱离生活，不能不接地气。中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也不能脱离多数（这个多数已经有职业范围的限定），如果我们的经济学论文只有极少数人看得懂，连多数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多数政府经济工作官员（基本是大学以上文化水平）、多数有文化的企业家和其他知识界人士都看不懂，那还叫“为人民服务”吗？真理是朴素的，往往不需要深奥的语言，而庸俗却需要故弄玄虚来掩饰浅薄。当然，经济学研究又要高于普通的时事新闻，不仅要适当介绍和引进新词汇、新概念和新思想，还要有学术基础和学理逻辑。因此要在多数人读懂的基础上提高和不断提高，我们的话语体系应当朝这方面努力。这样说有些人会很不以为然。有人会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著作多数人都看不懂，难道不是学术吗？是学术不假，但这里不仅有意识形态倾向要考察，也有一个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要审视。拿文艺作品来比喻，《天鹅湖》无疑属于世界文艺精品，但在解放战争期间，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是靠看《白毛女》来激发阶级仇恨和奋勇杀敌的，看《天鹅湖》不仅不适宜，而且当时也不具备多数人欣赏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从感染人、激发人的情感的艺术标准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标准来看，《白毛女》无疑达到了艺术标准和政治标准的统一，是当时我国的艺术精品。同理，今天我们的话语体系，更需要在多数人读懂基础上的提高和再提高，这是我们应当提倡和努力的主要方向。当然，也允许有少量只有少数人才能读得懂的学术文章和著作，也应当允许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但主次不能颠倒。
中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除了要坚持多数人读懂基础上的提高和再提高，还要坚持自己的独立性。我一直认为，中文与英文之间的翻译，有时候是很难表达原意的。例如，物流一词的英文是“logistics”，原意是军队的后勤保障，翻译成“物流”，就容易望文生义，把这个服务业的现代化水平大大埋没了，以至在实践中走了样。反过来，中文要翻译成英文，有时候也很难。例如，“三个代表”怎么翻译？“开放型经济”要是翻译成“openness economy”，还是我们要表达的意思吗？所以，龙就是“long”，翻译成“dragon”，就成了“凶暴怪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