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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节
  不改初心
  接下来,罗汉荣顺利地找到了中央组织部,一位男同志接见了他,但不让他见帅孟奇,要他回湖南。
  罗汉荣很灰心,很无奈,闷闷不乐地回到了下榻的小旅馆。他想解放了,和平了,人民当家做主了,要见自己的老上级、好大姐,为什么比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见到她还要难呢?
  他通宵未眠,想琢磨出一个能见到帅孟奇的办法。
  他的第一个想法是模仿青文胜,在大门口击鼓高喊,引起帅孟奇的注意。但他立即否定了。
  他的第二个想法是一头撞倒在门柱上,付出一点血的代价,引起人们的围观。他还没想周全,又立即否定了。
  他的第三个想法是用一块大白布,上书“求见帅孟奇,诉苦把冤申”,举着跪在大门台阶上。
  他立即抽了自己一耳光,你把这里看作了什么地方,这又不是旧社会的衙门。你这样做不是给帅大姐脸上抹黑吗?不是给共产党丢丑吗?北京这地方不是龙寿县乡下,有着很多的外国人,有着很多的外国记者,你这样做被外国人拍到了,向全世界张扬出去,那只有躲在台湾孤岛上的蒋介石才高兴,那只有美帝国主义才高兴。亏你还是地下共产党员,竟然萌生这么下作的想法,岂不是要损毁共产党的形象吗?岂不是要丢中国人的脸吗?
  他又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巴掌,又立即否定了自己的第三个想法。
  他实在想不出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了。他钻进被子里,宽慰自己说:要死卵朝天,这世界上的冤魂冤鬼也不只我一个。别人过得下去,我也过得下去。硪卵石总会有翻身的日子。
  第二天他游览了故宫,就购买了回程的火车票。
  4月20日,他回到龙寿县城。
  罗汉荣北京之行没有见到帅孟奇,本来已经彻底失望了。
  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5月12日县里就成立了落实龙寿县地下党组织性质的专案办公室。
  这显然是帅孟奇发了话。
  罗汉荣满心惊喜的同时,不禁深感自责。因为他虽然坚守了地下党员的尊严,决不向朝地下党泼污水的势力低头,但他也曾暗暗责怪那些曾经一起出生入死,如今已经在高位上的战友,没有挺身而出为他作证。此时他更加明白,做人最难得的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他罗汉荣虽然背负着假地下党员的罪名,受尽苦难。但他也要理解身在高位的人不肯站出来作证的难处。这比当年流血牺牲还要困难。谁不害怕已经得到的因此而失去。这事给谁谁都会有这种务实的想法。自保是人的本能。这不能怪谁。何况这些老领导不是不作证,而是选择最恰当的时机作证。过去他尊重领导他做地下工作的老领导,如今他更加尊重这些老领导。没有他们的流血奋斗,就没有今天的新中国。
  罗汉荣放下包袱,顿觉轻松自如。他告诫自己,无论何时何地,都要绝对服从党,绝对维护党的权威。不搞片面性,宗派性,盲目官僚性,避免局限性。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当中共龙寿县委按照帅孟奇同志的指示,对罗汉荣、雷耀湘等人的地下党员身份紧锣密鼓地进行落实时,一场前所未有的群众运动开始了。专案办公室解散,龙寿县地下党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落实,反而批判罗汉荣、雷耀湘是假地下党员,把他们当敌人看待。可是他们从来就不承认。
  群众运动中,罗汉荣的上级主管单位县手业管理局成立了群众组织叫做“东风赤卫军”。局领导发给他一个红袖子,要他担当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不肯,他考虑的是中共龙寿县委没有就他的地下党员份做出结论,不适宜担任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但不等于放弃原则,放弃责任,相反更应该坚守初心,主持正义,维护公道。有些青年不搞生产,他就跟他们做工作,要他们加劲搞生产。他语重心长地对年轻人说:
  “不搞生产的革命就不是真革命。”
  有一次工厂的一些女工要烧木炭烘火。厂里负责人不同意,因为木炭是用于车扣子的。女工们就罢工。罗汉荣就做她们的思想工作,积极复工。
  还有个染织工厂,是解放初期罗汉荣一手创建的。厂里两个群众组织,观点不一,互不买账,矛盾冲突到了顶点,最后准备武力解决。罗汉荣想劝阻,又想到自己的问题还没做结论,担心惹火上身。但他想到自己最初参加地下党的目的,便积极出面做双方的劝导工作,平息了即将发生的一场武力冲突。
  有人逼他搜集龙寿县委书记严东华冒充烈士后代的材料,他不仅没有依从,还坚定地说:
  “严东华百分之百是詹乐贫的亲骨肉,但他从不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而是处处以烈士后代的标准严格在求自己,为党为人民埋头工作。我想不明白他哪一点有错?”
  有关方面在龙寿县人民大会堂召开群众大会,呼喊地富反坏滚出去。罗汉荣是接到正式通知才来参加这个会的,但有人则逼他滚出去。他毫不畏惧,与之斗争道:
  “我是地下党员,我不是地富反坏。我要与革命群众站在一起。”
  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去了一趟北京,回到龙寿县,大造声势:帅孟奇写了证明材料,揭发罗汉荣、雷耀湘是假共产党员、是叛徒,并将证明材料公之于众。随之,几个自称中央组织部的人,专程来龙寿县调查帅孟奇的情况,说她在国民党南京监狱里受到严刑拷打是假的。
  罗汉荣对这些跳得很高的人引起了高度警觉。他清楚地记得帅孟奇在1938年回龙寿时,穿一件灰布衣,脸上刮瘦的,要她买一块钱的天麻治头昏,她都舍不得。1939年,到李子芬家举办学习班时,她喊戴武孝的娘是伯妈。她教育罗汉荣和敌人作斗争。她无儿无女,一身革命,怎么会是叛徒呢!
  他们拍桌打椅,逼迫罗汉荣写揭发帅孟奇假党员、真叛徒的材料。罗汉荣把脸扭到一边,不听。有的人要罗汉荣写大字报批判帅孟奇,他不写,对他残酷打击,他誓死不写。
  这伙人便在县城十字街拉出“斗倒斗臭罗汉荣”的大横幅。他暗暗好笑。他劳改了,判刑了,还没有臭吗?
  一次到县体育场召开批斗“大叛徒罗汉荣”的群众大会。会上呼喊“毛主席万岁”,他发自内心地举手呼喊,可是,这伙人则把他的手打下来,不许他呼喊。群众看到这种情况,觉得这伙人居心不良,差点和这伙人打起来。这伙人押着罗汉荣游街,游了半条街,群众把他抢出来,保护起来了。
  县手工业管理局把罗汉荣与二十一种人关在一起,说他到中央组织部找了叛徒帅孟奇、安子文,他也是叛徒。逼他认错检讨。
  罗汉荣说:
  “我作为个体也许有缺点,有错误,但我的组织是好的,我的领导是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他们不仅没有错,而且有功,有大功。”
  罗汉荣的态度使这伙别有用心的人大为恼火,就组织几十人到他家里翻箱倒柜,企图抄出对他们有用的东西。
  罗汉荣为了设计扇子的图样,存有一本《刘海砍樵》,还存有水稻日记、英汉大辞典,都他们被抄走了。
  扇子厂停工,停水停电,别人不朝厂里看一眼,罗汉荣则每天都从位于大南门的自己家里,提了一桶水,到厂里来扎扇子。这伙人看不顺眼,对他百般威胁,阻止他上班。有一天他行走在通向厂里的大街上,突然从街道两旁朝他伸出几条枪;他怒视一眼,接着往前走,没走出没多远,从小巷里又伸出几条枪来,毙着他的脑袋,对他搜身,连胯里都搜了,搜走了他新设计的扇子图案,对他发出警告:
  “如果再看到你去扇子厂上班,就给你胯里一枪,灭掉你的命根子。”
  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纸扎手艺人的身份。他无法让自己的手脚闲下来。厂门被彻底封死。他就在家里偷偷研究纸扇制作新工艺。他要做一种既会飞,又能舞的纸扇,出口世界各国,为春柳湖换回更多的建设资金。他寻找机会,躲过这伙人的监视,再次去春柳湖大队纸扇厂,把纸扇工艺推向一个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