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说什么，摸着门边的开关打开了灯。却见满地狼藉，惨不忍睹。
左宁也吃了一惊，说这是怎么了？遭小偷了？
我悄悄地伸手去沙发后面摸了摸，还好，事先藏好的一把钢管还在。我把钢管抽出来握住，示意他不要做声，朝卧室走去。阳台门开着，窗帘随着微风起伏摆动，仍旧是满地物件，人却没有一个。我又分别检查了浴室厨房洗手间，确定人已经走了，才让左宁进来。
他说：看看丢没丢什么重要的东西？
我蹲着细细翻了一阵，又去每样东西原本的位置站着想了很久，最后发现好像什么都没丢。
他又问我：要报警吗？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黄河。在海月阁那天，我似乎曾以手头有行贿证据威胁过他，其实那话是我随口说的，即使有，也不可能真的告诉他，这厮得蠢到什么地步才会上我家里来翻？
如果是他干的，那我没什么怕的，怕就怕他没这么蠢。进而又联想到之前发生的那些悬而未决的事情，心中隐隐不安，便对左宁说：你那有地方住吗？
左宁想了想，说：奥体有套房子，刚装修完，味道挺大。
我说：不管了，就走吧。
他突然顿了顿，朝我笑：我现在对你还有点价值对吗？
这话说的我气闷，不知怎么回答，我说：对也不对，看你怎么想了。
他表情有点受伤，但很快便恢复过来，说不管了，走吧。
我突然觉得自己龌龊，可又没什么别的办法，这地方今晚待不得，一切都在暗处。接二连三失了许多靠山，我近来时有恐慌之感，总觉的有什么要到来，却又总是迟迟不来。
到了楼下，他正准备开车，我突然记起后备箱里有根电击棒，便让他等我会儿，只身去了车库。我想我即便在明处，也总需要一些镇得住场面的防身工具才行。结果到了车库，刚掀开后盖，后脑勺便猛地中了一击，整个人就这么翻进了后备箱里，迷迷糊糊中感觉有谁拿走了我手里的车钥匙，又将我整个塞了进去，之后眼前一黑，就失去了知觉。
46、灰故事 ...
我醒在一片黑暗之中。这使我更加恐慌，因为我都不能确定自己是否真的醒来了。我大概被扔在某个野外，脸贴着草根，扎的生疼。
我想摘下蒙住双眼的东西，但手腕近乎失去知觉，肩周酸痛不已，双手应该是被捆在身后，且有一段时间了。我艰难地站立起来，发现双腿仍然是自由的，便小心翼翼地用脚尖去试探周围的每一寸土地，确认安全了，便踩实了，再进行下一步。
此刻唯一可以有效指导我的，只剩下听觉，我觉得自己成了个瞎子，屏气凝神警惕四周围的一切，若有风吹草动，立马做出自我保护的动作，然而一刻钟过去了，身边有的也仅仅是风吹草儿动罢了。
我不知自己走到了哪里，也不知道自己走着一条什么样的路，一切都在黑暗中，是切切实实的黑暗，什么都看不见，双手也被紧缚着，唯剩一双腿，还能迈开步子，还能向某个方向走下去。
我突然有点醍醐灌顶。
这不正是我生活的状态吗？
然而，我也曾经有过一段近乎要彻底推翻的日子。
那是三十岁生日的时候，我一个人去了趟日本，没有跟团，自由行。我关掉手机，也没带手提，甚至不懂一点日语，买了机票从冲绳登陆，横穿九州，走遍了大阪，神户，京都，继而又东行，逛了名古屋，游了长野，去了东京，接着再北上，直捣北海道，问候札幌。
那趟旅行完全是囫囵吞枣，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我逗留超过一天，大多数时间都花在空间移动上。但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独自旅行，整个过程耗时有大半个月，我几乎没有讲过一句话，彻底地放弃了发声这个官能，实在需要交流的时候也是打着手势，用纸笔告知对方我的需求。
三十岁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它告诉你，你的人生某个阶段已经结束了。你却依然恍惚。虽然你在十多岁、二十多岁的时候总是遥想，到了这个年纪，应该能够看清楚很多曾经模糊的东西。但你仍旧恍惚。有那么多待完成而未完成的东西摆在那里，但你终于知道，它们可能永远都不会被完成了。你有那么多的无奈，心智也尚未成熟，瞻前顾后顾此失彼的毛病并没有离开你，可以用的借口却一下子少了大半。
你长久地追求着利益，或者说稳定而体面的生活，在你没有察觉的关头失去了一项一项的原则。你并不是没有察觉自己的堕落，或者说妥协，但你说服自己要先积累，经验和金钱，是你的资本，当然话语权也是一样。这是作为一个聪明人的你，想到的最聪明的办法。
你见过许多冤案错案，权利被侵犯，自由被剥夺，不是许多，每天都在上演。但你没有站出来，你甚至助纣为虐。困惑吗？害怕吗？后悔吗？一开始当然。你被人责骂时，不会感到痛苦，只有在被自己的良心拷问时，才痛不欲生。你想，道德是个负担，良心又有何用，但它们是上天给你的，它们时刻在拖累你。
你当然没有真正地改变了是非观。你也当然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辨得清黑白，但你没有做什么。你看见你的同行，他们有人跪着生，有人站着死，你如何选择？你不是青春期的少年，你心里从来就有选择。
但你是聪明人，你有办法，你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积累，积累资本和话语权。等你有了资本，有了话语权，你可以将一切推翻，可以体面地站着生活，你可以对抗那些你曾无法对抗的黑暗，帮助那些你曾无数次想帮助，却无法动手实施的人和事。
所以你需要时间，需要等待，所以你正在作的一切恶都有了可以归责的源头，于是你才可以不用活在良心的拷问下，不为道德的审判而感到忧心忡忡。
然后事情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你开始喜欢别人骂你，用道德来审判你，因为只有你心里知道：那个远大的目标，这个积累的过程。你甚至有种忍辱负重的快感，当你面对不实的道德指控时。
但你从来都没有行动过，而那个积累的期限也似乎遥遥无期。
我到札幌的时候已经快近冬天，出去转一圈回来，眼里都是晃晃的白色。天黑得很早，月亮半隐半现。天边似乎有城市灯火映出的紫色云彩，但又或许只是错觉。
我住的地方恰在景区，于是晚上便去泡了泡温泉。在池子里遇到一个老人，据说是旅美回来的艺术家，那日游客并不很多，池中只我与他。老人主动与我交谈，而我因二十多天没说过话，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连中文都说不出，嘴里只能蹦出咿咿呀呀地无意义的单声，像极了一个聋哑人。
他也认为我确实就是，向我道歉，并打起了简单的手语。我又羞又愧，恨不能找地缝钻了，好缓解此刻之糗，好在功能只是丧失，过了几分钟，我已能磕磕巴巴地说起英文来。泡完温泉，他又邀我去他屋里喝酒。温泉中短暂的聊天是我整个旅行当中的唯一一次交流，我便觉得似乎洗去了很多东西。本是背了太多东西，才出来旅行，谁知真的就在这一路上不停地丢弃，整个人都清朗、通达起来。便应了邀，也是想彻底卸下所有包袱，彻底地清净开去。
酒是本地烧酒，度数不高，入口也不刺激，日本人不劝酒，全凭酒兴，多也可少也可，你若不喝，他自酌也得其乐。那是头一回，酒精入口，我竟有了“细品”的体验。这在过去近十年的酒桌上，都是不曾有过的。
结果度数不高的日本酒让我大醉一场，话也多了起来，动作也不受控制，灯光在和式拉门上淡淡投出我手舞足蹈的身影。我跟他说了很多，我的工作，现状，生活，其中大部分是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对人说出的、近乎死守的秘密，即使是在酩酊大醉之后。
我对他怀有的并不是天然的信任感，而是这个场合，这个氛围，让我无所顾忌。到后来我甚至喜极而泣，一为找到了旅行的意义，一为可以讲真话之快。
他问我：“贾桑，你说的话我不是很懂，你是说自己想做个好人，想做好事吗？”
我说：“对，我的出发点从来都是善的，这不是诡辩，我不需要向你诡辩，因为你也不认识我，没那个必要。”
他点点头，抿了一口酒：“但我曾经听一个中国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光有态度不行动的人都很可疑。”
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就醉得不醒人事了，但我想我当时应该是很满足的，因此第二日便收拾了行李回国。这个旅程的终点就画在了那句话上。
三十岁。是的，我想我该行动了。
那是2002年的十一月，十六大在京召开，领导人正式更迭，三个代表被记入党纲，一切宏微观上的变化都是如此的平缓，倏然不惊。
我到石城的时候已接近晚上，细雨落在机场大巴的窗户上，敲在我动荡不安的心里。我忽而兴奋，忽而忐忑，跌宕中意识到，这便是人生的转折，一切的转机，我终于要向自己交出一份尚可的答卷。
这样的心情一直持续到我打开家门，放下行李，然后看见浴缸边上垂下的白皙手腕，和滴滴答答敲响地面的鲜热液体。
那时候我有个男友，叫海东青，出发去冲绳前夜我正式与他分手，他虽哭闹且以自杀相逼，我亦毫无动摇。然而当我理清了生命复杂混乱的主线之后，他却用他的生命终结来威胁我，强奸我，使我积攒起来的所有信念在那个微妙的点上彻底破碎瓦解，一刹那我终于崩溃，价值观不知该往那个基盘上堆砌，我突然不能认识自己，不能认识这世上的一切。
本有一盏灯可以点亮。
我渐渐熟悉了这种黑暗，身边是风声，呼啸着，鞭笞着。我一生从未真正行动过，过去不曾有，将来也不会有。全身而退是我最后的答卷。我想我不是可疑的，是确凿的。我只求全身而退，又不免蠢蠢欲动，我总被这样的心绪折损着，研磨着。
我一脚深一脚浅的走着，渴望听到车辆的声音，或是人声，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走了相反的路，往越来越人迹罕至的地方去了。更可恶的是，或许那个绑架我的人此刻就在我身边，观察着我，像一只仍然不自知的困兽，以为能在黑暗中摸到出路。
想到这我彻底沮丧起来，索性停下了脚步，有些听天由命地坐在地上，接着又大声呼喊，咒骂。
但是很快我便我悲哀地意识到，此刻我任何的举动都是对自己人生的反讽，无论我是动还是不动，是能动，还是不能动。于是我便有些懊恼地侧躺下来，听天由命地闭上眼睛。
然而我一趟下，拳脚便如雨点般砸了下来，五脏六腑都被震得奏鸣起来，我大声的咳嗽，拼命地呼吸，用我作为男人的最后尊严来忍受，绝不求饶。不知过了多久，施暴停止了。我便站起来，继续往不知道的方向走去。一旦我停下来，拳脚便立刻上来，使我无法停顿休息，接着反复不知多少次，我终于失去了平衡，栽进了一条河里。几乎没有办法挣扎，河水从我的耳朵眼睛鼻子里涌进来，异物感，窒息感伴随在下沉的过程里，一切都很静，又喧哗不息。
突然一刹那，浮力摘去了我的眼罩，面前是一片朦胧的光亮，我拼命地蹬腿，似乎离那光亮越来越近，身体却越沉越深。
不知沉了多久，意识已经与身体剥离，忽而一股狠力抓住我的后劲，将我连根拔起，离开水面那一刻，难以名状的巨大悲伤使我几乎快哭出来。
我被四五个人包围着，他们强迫我跪在中间，并将冰冷的枪口对着我的湿漉漉的太阳穴，有个不知哪里的口音说：“不要动，动就弄死你。”
但我却坚持认为自己已经死了，既然我已经死了，便不能再跪。我不会再跪。
“这疯子。”有人骂道，“老子一枪毙了你。”
于是我一次次地挣扎着爬起来，然后被打翻在地，我祈求他们快点行刑，我说：“快点，快让我死得透一点。”
他们哄笑着，解下皮带抽打我的大腿内侧，我却毫无知觉，重复着站起来，再跌下去，仿佛永无尽头，似乎永不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