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象中的皇帝可以随心所欲，然而，与此想象截然不同的是，皇帝是整个帝国机器上最重要也是运转最为规律的零件。他的日常生活套在由一整套任务、惯例、礼仪组成的重轭之下，如同一只刻板的时钟，每月、每天，甚至每个时辰需要做什么，都有严格的日程规定。皇帝的主要社会责任之一，就是出席并主持一个又一个复杂庄重的典礼，祭天、祭地、祈谷、祭太庙、祭社稷、谒陵、册封、封赏……这些典礼历代相沿，日期、形式、程序都有严格规定，不得有任何变化。比如：每年正月诣奉先殿、祭祖，到后宫向两宫皇太后祝贺，在御皇极殿受百官朝贺，在乾清宫开笔，写“正大光明”；正月间祭太庙、祈谷、宴外藩、宴近支宗族、宴廷臣；二月则有祭社稷、行耕田礼、开经筵……所有这些，我们在今天看来假模假式、矫揉造作、形式浩大、劳民伤财的典礼，在那个时代的人看来都是意义绝对重大的事情，关系到天理人心，关系到天下治乱。所以，在这些规模巨大、为时长久的活动中，皇帝自始至终都应该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在祭坛上一站就是几个时辰。平心而论，这是一个不轻的体力活儿，要求有不平常的耐心。从这一点看，做皇帝实在不是那么容易。
皇帝就是大明社会这座金字塔的宝顶，是礼仪和秩序的象征，围绕皇帝所制定的种种烦琐而严格的礼仪制度都体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秩序精神。就以穿衣服为例，宫内建立了一种专门档案，叫“穿戴档”，详细记录皇帝每天服饰的穿戴情况。每季、每月、每天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有严格的日程规定，丝毫不得紊乱。甚至一天之内，皇帝也必须换三次以上衣服：上朝要穿朝服，下朝要换常服，就寝前要穿寝服。
皇帝吃饭也不能随心所欲。吃饭的时间、地点都有祖制明确规定，后世皇帝不得擅自更改。御膳的食谱每天由内务府大臣划定，每月集成一册。每次传膳，都要按皇帝仪制，上菜近百种，虽然大部分菜皇帝根本不动，但是也必须摆上。为了防止近侍掌握皇帝饮食规律不利安全，祖宗规定，每种菜最多只能吃三口……
皇帝甚至连睡觉也没有自由。皇帝到哪个宫中就寝，都会由尚寝局事先安排。就寝顺序，也有严格规定，比如妃子必须从皇帝的脚下爬进被里，接受皇帝的“宠幸”。“幸”到规定时间，比如说三十分钟，门外值守的太监就会高声喊道：“请万岁爷节劳。”这也是祖制所定，为的是防止皇帝纵欲过度，伤了身子，耽误第二天日理万机。
在一定意义上说，皇帝简直就是世上最可怜的囚徒，他的刑期是无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皇帝这个位置，它的最佳人选应该具有超人的耐性和自制力，最好性格内向、反应迟钝，或者年纪已长、血气已定。
很不幸，除了血统以外，不论从哪方面看，朱厚照都不是皇帝的恰当人选。
四
朱厚照天资聪颖，这有多种材料可以证明。
但是，上天赋予了他“多血质”的人格特征——他活泼好动、反应敏捷，但是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兴趣和情绪多变。这样的人最难忍受按部就班的刻板生活。对于皇帝这项工作来说，这种性格的人无疑是最不适合的。
而后天教育又强化了他的性格缺陷。
凤子龙孙接受的当然是最好的教养，这是多数人头脑中的另一个谬见。事实几乎恰恰与之相反，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衡量，大明王朝的皇子们所处的是帝国内最恶劣的教养环境。
皇子当然都是被溺爱的，而大明开国以来最尊贵的皇子朱厚照受到的溺爱比别人又深了一层。半岁的太子受到了天下最为精心的照顾。他是在一种绝对顺从、纵容的氛围中长大的。他拥有上百名的保姆、太监、差役为他服务。他们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尽量顺从他的任何要求，不管这一要求是合理的还是乖戾的。他一啼哭，他们都会如临大难；他破涕一笑，他们才如释重负。
对于明朝人来说，皇族的优越即在于不受限制地享乐的权力。皇子越被照顾，得到越多的物质享受，就越为幸福。他们根本不懂儿童期受到一定的约束和训练对一个人自我控制能力形成的重要性。由于永远处于关心和溺爱的中心，由于所有的要求都会得到毫不延迟的满足，这个孩子的人格基部不可避免地埋植下了种种重大缺陷：他极端任性，想要什么就必须得到什么。他想到一种玩具，整个东宫都要连夜出动，去给他寻找。他耐挫能力极低，不能接受任何挫折。他的十多个乳母轮流休息，二十四小时值班，以备他什么时候想吃奶就吃。他自私，永远以自我为中心，不知为他人着想。刚刚学会射箭，他就发明了一种游戏——用小箭专射太监的屁股。看着他们痛得龇牙咧嘴，他高兴得手舞足蹈。似乎太监的屁股与他的屁股不同，天生就是用来被射着玩的。
与过于宽松随意的家庭教育比起来，突如其来的学校教育又过于严格、刻板。太子的教育关乎国家根本，因而受到了大明帝国空前的重视和关注。传统的启蒙教育是反人性的，而传统的帝王教育则更是令人窒息，它由两个沉重的部分组成：第一，它由一系列刻板的规矩连缀而成。《明史·志第三十一》记载，为了昭示太子读书的重要性，大明王朝为太子上学制定了一套烦琐严格的礼仪：每天上午九时，太子的侍卫接班站好后，太子出阁，讲官们行四拜礼后，鸿胪寺官请太子升文华殿，由执事官引导升座。待太子坐好，鸿胪寺官宣布进讲开始，一名讲官从东班出，另一名讲官从西班出，到讲案前并立叩头。展书官上前给他打开书本，东班讲官到讲案前报告今天讲四书中的某一部，西班讲官报告讲经史中的某一部……还没有正式开讲，这些烦琐的仪式就需要太子规规矩矩地在座位上枯坐半个小时。
第二，它由一系列沉重的功课组成。李洵《正德皇帝大传》记载，因为太子身份的特殊，所以给他准备的功课也远比一般儿童要重。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历代皇帝圣训、历代通鉴纂要、天下地理形势等内容。这些内容，一个成年人也不见得能感兴趣，更何况一个七岁的孩子。
我们可以想象原本无拘无束的太子突然被套进这样沉重的“笼头”的感觉。要把那些佶屈聱牙、完全不解其意的汉字一个个强行塞进大脑，对太子来说，无异于一种精神酷刑。从开学第一天到最终停止学业，他几乎没有一天对学习产生过真正的兴趣。在老师的苦口婆心、威逼利诱、软磨硬泡下，他有时候会勉勉强强学上一会儿，不过更多的时候却是拖延、哭闹、逃课和以打瞌睡为主要形式的消极反抗。七年的学习生活就是与书本的七年斗争史。面对这样的特殊学生，那些博学多才的老师还真是“老虎吃刺猬”——无法下口。他们既无法用打手板之类的手段来对付这位尊贵的学生，也想不到用更为生动有趣的教育方式来启发太子的学习兴趣。他们一切努力的结果只是使朱厚照离书本越来越远。七年的教育下来，他连一本《论语》都还没有读完，至于什么《大学衍义》、《历代通鉴纂要》就更不用提了。按照传统社会的教育标准，太子的教育也就刚刚达到小学毕业水平。
当然，整整七年间，太子所做的事不仅仅是背下了半部《论语》。上课时间越是难熬，放学后的游戏就越是快乐。在课堂上，他是一只病恹恹的猫；回到自己的寝宫，他立刻变成了活蹦乱跳的小老虎。一分一秒地熬到下课，他立马投入游戏当中，踢球驯豹、熬鹰走马，花样翻新。他的游戏排场越来越大，带领太监玩战斗游戏，动不动就组织起上千人的队伍，喊杀震天、鼙鼓动地，几乎把一座东宫翻个底朝天。父亲后期荒怠政务，整日饮酒听戏，顾不上朱厚照的教育，太子的游戏也就越来越没有节制，经常是夜以继日、秉烛夜玩，一闹就闹个通宵，第二天到课堂上去打瞌睡。
传统教育之所以采用蛮不讲理的“填鸭式”，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磨去孩子身上的活力和“火气”，使他们变得少年老成、循规蹈矩。可是，在朱厚照身上，这种意图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他的顽皮好动、强横任性不但没有一丝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太子登基，将会给帝国政治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五
大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弘治皇帝在三十六岁的盛年突然去世，十四岁的朱厚照成了新皇帝。端坐在奉天殿那尊巨大的宝座上，这个顽皮的孩子有点手足无措。昨天他还因为和太监们玩顶牛游戏输了哭鼻子，今天他却成了整个帝国的新当家，帝国的所有重大事情都要听候他的裁决才能施行。
朱厚照的第一个感觉是当皇帝“不好玩”。他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想睡就睡，想起就起。每天早上六点，他就得被太监叫起来，准备早朝。整整一个上午，他都被铺天盖地的奏章和千头万绪的政务所包围，听那些头发花白的老头子絮絮叨叨地讲那些他根本听不懂的繁杂政事。早朝之后，便是“日讲”，也就是两个小时的学习。午膳之后，更要习字，练习批阅奏折。直到晚饭后，他才能有一点儿自己的时间，到后海泛泛舟，到工匠处看看木匠做活儿。可是一到戌正，也就是晚上八点钟，他就得回宫睡觉了。更要命的是，不论他到哪里、做什么，身边都跟着文书房的太监，记下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是为“起居注”，将来要编成实录，传给后世臣民，供他们借鉴“学习”。
刚刚上任，朱厚照摸不着水深水浅，咬着牙坚持了一个多月。一个多月过去，他终于熬不住了。他起床越来越晚，上朝时间越来越短，“日讲”也越来越敷衍。据正德大臣蓝东兴《明武宗评述》记载，在登基一个月后，经常日上三竿，皇帝还不起床。那些站在宫门前等候皇帝的仪仗队成员实在坚持不住，横七竖八地“坐卧任地”，三三两两地坐在那儿闲聊。那些太阳还没出来就进宫的大臣更是腰酸膝软，他们大多年事已高，“弃杖满地”，不断捋着胡子长吁短叹。威仪严整的朝堂一片狼藉，如同候车大厅。好不容易等到皇帝出来了，敷衍一个时辰，就早早宣布退朝。退朝不久，人们就会发现皇帝带领一队太监驰出宫门，或者去南苑打猎，或者去西海泛舟。
六
整个帝国都陷入了忧心忡忡之中。那些受先帝顾命的朝廷重臣更是心急如焚，片刻难安。在他们看来，大明王朝的前途已经岌岌可危。
在专制社会，皇帝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实在是过于巨大了。在中国式政治结构之内，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个人之手，天下所有重要事情都要由皇帝一人来决定，所谓“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整个国家的兴亡端在他一个人身上，他的任何一个细微的举动都会对天下产生重大影响。黑格尔认为，中国式专制的缺点在于，只有皇帝一个人对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负责，其他人都缺乏责任心。皇帝必须担任这个庞大帝国的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在《历史哲学》一书中，黑格尔如此说：“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
皇帝也应该是全国人民伦理道德的表率。“神圣者王，仁智者君。”在传统社会，人们真诚地认为有幸登上皇位者都是由上天的神秘力量选中的“真命天子”，应该具有凡夫俗子所不具备的大德大智。在十分重视礼法之治的传统社会，皇帝对全国人民的道德榜样作用甚至重于他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人们相信，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会对世道人心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他克己守礼，则天下百官万民都会翕然响应，父慈子孝，奉公守法，天下大治，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也；如果他胡作非为，名分混乱，则人心失散，王纲解纽，大乱将至。
按照儒学标准，一个好皇帝应该“端居深拱，垂裳而治”，像个木头牌位似的坐在大殿之内，神情庄严地阅读经史、披阅奏章，把全部精力贡献给政治事业。他不但不能纵欲妄行，甚至也不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不但嬉戏游观这样的低级爱好应该戒除，甚至连书法、绘画这样的高雅艺术都应该严格限制。
明朝万历二年（1574年）闰十二月十七，十二岁的小皇帝朱翊钧下了学之后，因为老师夸奖了他的字写得好，就高兴地挥笔写了一副条幅，赐给当朝宰相张居正，希望能得到老丞相的夸奖。孰料第二天张居正专门上了一个长长的奏折，批评皇帝不应该花太多的精力在书法上。张居正说，对于一个皇帝来说，长于文艺，往往不是什么好事。因为陈后主、宋徽宗都是诗画大家，然而又是著名的亡国之君。皇帝“应把全部时间都用于研究治国之道上，学习那些圣帝明王。至于写字一事，不过借此消闲放松一下，即使写得好过王羲之，对一个帝王来说也没有意义”。此后，小皇帝再也不敢向大臣炫耀他的书法了。
因此，新君上任不到半年，就耽于游戏，懒于上朝，在大臣看来，是极其危险的行为。“欲不可纵”、“渐不可长”，据《明武宗实录》记载，三位顾命大臣经过商量，联名起草了一道分量很重的奏折。这道奏折说，皇帝登基几个月来，犯了如下几条错误：一是上朝太晚，为政不勤；二是到内府的工匠处观看工匠做活儿，有失身份；三是到海子上去泛舟，不计安危；四是经常外出行猎；五是内侍所进的食物，不经检验，就随意食用。其实，对于一个少年来说，以上这些行为十分正常。要让一个十四岁的孩子突然对政治感兴趣无疑是不现实的，而到工匠处观看工匠干活儿不过表现了他正常的好奇心而已，打猎和泛舟偶一为之，对于精力充沛的他来说也不算过分。至于让身边太监买来一些宫内吃不到的新鲜小吃，似乎也不应在国家正式公文中忧心忡忡地提及。可是，和我们的看法截然相反，在明朝的文臣看来，对于一个皇帝，这些都是不可姑息的罪过。他们语重心长地说：皇帝是万乘之尊，他的安全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所以不应该从事任何不安全的游戏，更不能随便吃外面的东西，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如全国人民何！
几位大臣详细剖析了产生这些行为的原因以及将给帝国带来的严重后果。他们说，皇帝耽于游戏，不爱理政，都是因为“人欲”蒙蔽了“天理”的缘故。他们充分发挥“从一个鸡蛋到万贯家财”的“中国式逻辑”，宣称如果这样下去，国家纲纪将受到破坏，邪恶战胜正义，后果不堪设想：“若为君之人，人欲战胜天理，天长日久，将三纲尽沦，国法尽坏，朝廷中的君子将受制于小人，中国的疆土将尽入于夷狄，国破家亡，就在目前。”
这是小皇帝继位后受到的第一次劝谏，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如此严厉的批评。父亲临终前，曾经拉着他的手让他给这些顾命大臣行揖礼，告诉他，以后要听他们的话。对于这些冷若冰霜、不苟言笑的白胡子老头儿，他心里还是有几分惧怕的——刚刚当上皇帝，他摸不清他们的底细，也不知道和他们闹翻会是什么后果。接到这份奏折，他又打起精神，老老实实地在宫内憋了几天，认认真真地上了几天朝。
可是他的耐性实在是有限。不过半个月之后，他又故态复萌了。而且这次，他变本加厉，开始“逃席”。皇帝的早朝次数逐渐稀少。有许多次，文武百官集合在宫门之外等候了很长时间之后，却等来了司礼监太监那不男不女的难听声音：“圣上身体不豫，早朝免！”可是不久之后，后宫就会传出鼓乐和喊杀之声。人们知道，皇帝又开始玩那些骑射作战的游戏了。
七
顾命大臣决定动真格的了。他们认为，皇帝如此荒嬉，主要是由于身边太监的引诱和纵容。这些太监为了讨皇帝欢心，日夜不断地给皇帝出歪主意，千方百计地为皇帝发明嬉戏的花样，其中最有名的是八个人，号称“八虎”。
《明通鉴》记载，正德元年（1506年）八月，内阁三大臣会同九卿上了一道严厉的奏折：臣等伏睹近日朝政日非，号令失当。
中外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丘聚、刘瑾、高凤等，号为‘八虎’，造作巧伪，淫荡上心，击球走马，放鹰逐犬，俳优杂剧，错陈于前。乃至引万乘之尊与宫外人交往，不顾礼体，日游不足，继之以夜。遂使天道失序，地气不宁，雷异星变，桃李秋华，恐非吉兆……伏望陛下奋乾纲，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明正典刑，潜消祸乱之阶，永葆灵长之祚。
读罢这份奏折，朱厚照的心沉了下去，脸上的稚气被愁云驱走。这是他登基以来遇到的最严峻的挑战。他知道事态的严重：这封奏折是内阁三大臣会同九卿所上，代表了全体朝臣的意志，如果他不同意，那就是与全体朝臣为敌。可是，杀掉八个最亲近的太监，于情于理都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
这八个人，几乎可以说是他的亲人。
在朱厚照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日理万机，几乎没有时间分给儿子。按照明代贵族传统，皇后对他的“抚养”不过是偶尔来看视一下，每天赐他几样食物。真正和太子朝夕相伴、耳鬓厮磨的是太监。伺候太子的太监是百里挑一的。他们的机灵乖巧超出一般人，有眼色，会来事。他们对太子忠心耿耿，一往情深，事事从太子角度考虑，极尽体贴关爱之能事。太子不高兴，他们比谁都着急；太子开心，他们比太子还开心。能分到太子身边，是他们三世修来的运气，和太子爷建立起亲密的感情是他们切身利益之所在。
日久天长，他们和太子建立了亦主亦仆、亦亲亦友的关系，这种关系甚至比血缘关系还要亲密无间。朱厚照有什么心里话，不和自己的父母说，却会对身边的太监说。太监也早就摸透了他的脾气性格，他们和太子在一起，经常没上没下，没大没小。他们不懂游戏会破坏“圣德”，影响“圣学”，危及“天理人心”，甚至危及大明王朝的安全。他们的任务是让太子活得舒服，玩得开心。“八虎”个个是哄孩子的好手，他们可以弄来各式各样、新奇好玩的玩具，可以发明种种新的游戏，他们有的是骑马射猎的好手，有的是蹴球下棋的行家，有的人擅讲评书，有的人会唱鼓词。他们挖空心思，变着花样的目的只是赢得太子的好感，博得太子一笑。
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朱厚照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让他杀掉“八虎”，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更为重要的是，他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太监的偏见不以为然。在人们的普遍观念里，太监没好人，似乎人一阉割，立刻就从正常人变成了恶魔。但在朱厚照的生命经验里，太监也是人，他们天性中的善良、忠诚和热情不比寻常人多，也不比寻常人少。在历史故事中，太监从来都是负面角色，似乎太监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处心积虑地要祸国殃民。朱厚照却绝不这样看。他认为，绝大多数太监对皇室成员是忠心耿耿、百依百顺的，就如同听话的狗。如果说出现什么错误，那也是主人的错误指令导致的，与狗何干？《明史·刘健传》记载，每听到大臣们进言太监祸国，他都要反驳：“天下事难道都是叫太监坏的？那文官里我看十个也有四五个是坏事的。”
不过，他知道自己讲理讲不过这些文官。一个是他的知识没有他们渊博，表达能力不如他们；再一个，他深知这些人都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主儿，认死理，有理也跟他们讲不清。
这道奏折在宫中留了好几天。据明朝稗史记载，朱厚照在这几天时间里茶饭不思，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向大臣们让步。大臣们的力量太强大了，他们是一个整体，而他孤身一人。他无法想象自己站在全体朝臣的对立面。刚刚坐上皇位的他，对政治这架复杂的机器还是一头雾水，国家大政的运转全靠这些文臣。同时，他也知道社会舆论站在文臣一边，确实自己这一阵玩得太疯了。如果他拒不改正，就会把自己置于“昏君”的位置，受到天下人的一致指责。痛定思痛，为了大局，他咬着牙，有生以来第一次向他人屈服。他基本接受了大臣们的意见，只不过把对这些太监的处分由杀掉改为发往南京宫中闲住。这已经是他的极限，让他杀掉这几个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决心从此以后煞煞自己的性子，好好上班，多看看折子，省得他们成天在耳边啰唣。
然而，大臣们并不满意。他们坚持斩草除根，除恶务尽。这些书呆子只相信书本，不顾及什么感情。相反，他们认为感情是人的敌人，因为感情的软弱常常导致人们的行为偏离天理。三位顾命大臣再次上书，如果皇帝不听从他们的建议，他们将集体辞职，撂挑子不干了！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文化高压政策，有明一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意识形态最为纯洁的时代。明朝的知识分子对孔孟之道的信仰最为真诚，也最为教条，教育过程中反复单调的灌输使得大部分人具有卫道士的狂热气质。他们自以为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便有一股浩然正气充斥于胸，便有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只不过，虽然他们精通圣人之道，能够致广大而尽精微，充满了为国为民的献身精神，却不知道游戏是儿童的天性，不知道皇帝也是有感情的人，而情感的力量对一个少年来说常常会超过理智。他们只是一厢情愿地相信自己根据圣人之道所进的谏言会打动皇帝的心，因为他们以为，圣人之道是根植在每个人心中的。
这份最后通牒连夜被送进宫中，他们认为，此举一定可以使皇帝屈服。然而小皇帝的反应大出他们意料。他们不知道这个十五岁的少年的性格是吃软不吃硬，看到这份奏折，他勃然大怒。这种露骨的威胁也让几天以来困扰他内心的两种势力的斗争有了结果，他发布命令：他收回以前对这八个人的处分决定，并且要升他们的官，由他们来掌管宫中最重要的八项事务！
这道诏书充分反映了贯穿朱厚照一生的那个明显的性格特点——易于冲动。他轻易地选择了道德上的恶名来换取自己的身心舒畅。放荡子弟无所顾忌的作风在这道挑战性的诏书中暴露无遗。
诏书一下，群臣汹汹，纷纷到朝门外请愿。三位内阁顾命大臣立刻上交了辞职书，一时间，整个北京城都乱了。
朱厚照性格中缺乏很多东西，却唯独不缺胆量，既然做了，他就有魄力做到底。十五岁的小皇帝以大臣们意想不到的果断处理了这一局面。他命人驱散请愿者，批准三位大臣的辞呈，任命新人入阁。
说实话，一时冲动过后，朱厚照对自己的行为也忐忑不安。他不知道发布这些诏书会引发什么后果，也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不知道这些气势汹汹的大臣会做出什么反应。甚至，他不知道自己的皇帝能不能当得下去。
局势平息之快出乎他的意料。他的命令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三位大臣很快打点行装，回了老家。几位太监按他的意愿升任宫中的新职。朝政继续运转，大臣们照常上班。虽然谏官呈了无数奏折批评他的行为，可是他们无法改变既成的事实。而且朱厚照已经知道该如何对付这些批评了，那就是把他们的奏折“留中不发”，根本不予理睬。
当了一年多皇帝的朱厚照终于发现了运用权力的秘密。他发现了一个真理——他真的拥有无限的权力，只是看他怎么去用它。虽然有祖制、成法、规矩，可那些毕竟都是软约束。而一旦他一意孤行，却不会遇到真正的阻碍。不管他的命令多么乖谬，只要他撕开脸面，坚持到底，就会最终得到执行。庞大的、学识渊博的、理直气壮的文官集团实际上却是虚弱的。虽然他们拥有道义上的一切优势，可是他们受制于一条最基本的道理——他是君，他们是臣。不管他多么无知无能，昏庸无道，他的话都是圣旨，他们这些最聪明、最正直的人还是得无条件地去执行，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他们可以喋喋不休，可以叩头出血，却不能改变他的最后决定。
朱厚照也知道，从现在起，他在这些博学多才的文官眼里，已经是一个昏庸失德的皇帝了。虽然他们表面上对他三跪九叩、毕恭毕敬，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对他丧失了信心，内心里瞧不起他。但他不在乎。他甚至发现，在丢掉那个做好皇帝的理想之后，他活得更舒服自在了。
八
一旦撕破了脸皮，朱厚照发现当皇帝堪称轻松愉快。
蓝东兴《明武宗评述》记载，在这次政治斗争取得胜利之后，他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取消文书房记录皇帝日常生活的“起居注”制度，同时废除尚寝局的“就寝档案”。这样，他就解除了身上的两大枷锁，自由自在，想起就起，想睡就睡，想住在哪儿就住在哪儿。
他做的第二个重要决定，就是把普通政务交给略通文字的司礼监首领太监刘瑾。大臣们所上奏折，经刘瑾初步处理后，再挑出最重要的几份交给他亲自裁断。这样，他在仍掌大权的同时，又大大减轻了工作量。
做出这两项决定之后，他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大玩特玩。他不断地把宫外的戏班子召进宫中为他表演。与其他好开“堂会”的天潢贵胄不同，他偏爱听评书、大鼓、地方戏，特别是那些地蹦子、草台班子粗俗诙谐的“粗口”，让他笑得前仰后合。
除了这些帝王生活中常见的声色之好，他还玩出了前无古人的花样。《明通鉴》载，他在宫内开了个自由市场，让太监们充当小贩，在街道两边摆上一个个小摊，卖什么的都有：锅碗瓢盆、衣服鞋袜、胭脂宫粉、水果蔬菜……琳琅满目，热闹非常。太监们一个个站在摊前，学着市井之人，高声叫卖：“卖砂锅啰！”“磨剪子来！”“皮薄肉厚的大白梨啊，瞧一瞧，看一看！”
皇帝穿着普通人的衣服来赶集，挑了一块花布，和小贩讨价还价。扮小贩的太监知道皇帝的性子，故意和皇帝软磨硬泡。皇帝费尽口舌，怎么也讲不下价来，急得抓耳挠腮……
在正德皇帝的一生中，对市井生活异乎寻常的热爱是贯穿始终的一大特点。明代人的笔记中传说弘治皇后其实不能生育，正德是她偷偷抱养的市井小民的私生子，所以这个皇帝终生除不去骨子里的“低贱”。
其实这一“反常现象”很好解释。很大程度上，皇帝的这种嗜好不过是对刻板单调的宫廷生活的逆反。皇宫是天底下最不自由的地方。这组迤逦壮阔的大屋，座座象征着严密的礼仪。这里每一寸空气中都充满了禁忌，每一寸土地上都林立着规矩，一举手一投足都必须斟酌再三。生活在这里面的人，生活得按照事先写好的剧本进行，如《宫女谈往录》所说：“宫里头无论上上下下全是假的，像一台戏。”就像修筑这建筑的本意是为了昭示政治秩序、而不是为了舒适地生活一样，那些高雅严肃的宫廷大乐也不是用来愉悦人的感官，而是用来把自然的人性引入天理的轨道。
和宫廷生活的假模假式、程式化相比，平常老百姓的生活其实是那么丰富、自然、健康。朱厚照永远记得自己第一次出宫微行的感受，从皇宫来到市井的太子简直如同从穷乡僻壤进城的农民孩子，傻了一样张着嘴，贪婪地盯着他看到的每一样事物。有生以来头一回，他发现人们见到他不是立刻跪下去，而是并不拘束，一切如常；也是有生以来头一回，他看到这里的人活得那样自由、随意，他们表情生动，高声大叫，随意谈笑，完全不像皇宫中人平日都鸦雀无声、板着面孔。他看什么都新奇，看什么都好玩。
终其一生，正德皇帝都难以改掉微服出行的嗜好。而且他特别喜欢逛市场，钻小巷子，体验普通人家的生活。那些土里土气的叫卖声在他听来简直是最好听的音乐，那些带着泥土的白菜萝卜也显得清新健康，那些平常巷陌中普通百姓们的吵嘴骂架，在他听来也比宫中那千篇一律的对话更有意思。
九
除去逆反心理之外，这种“市井情结”，也反映出朱厚照的趣味、观念和行为方式，深受周围太监的影响。
文盲出身的太监、乳母不但是朱厚照的生活伴侣，也是他的精神塑造者。其实，天潢贵胄的朱厚照是在浓厚的底层文化氛围中长大的。终其一生，朱厚照的精神世界一直没有冲破底层文化特别是市井文化的束缚。
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却又千真万确。
在偌大的明代宫廷之中，皇帝一家其实人数无多。太监、杂役、乳母之类出身社会底层的服务者才构成了宫廷社会的多数。明代太监之多，居历代之冠，最高峰时达十七万人。皇室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他们，可以说，宫廷中的皇室成员，更像是漂浮在太监之海中的一个个孤岛。这些出身社会最底层的人，无疑会把底层社会的观念、性格、行为习惯带入宫中，在皇宫之中形成浓厚的底层文化氛围，从而对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皇室成员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具体到朱厚照身上，这种影响就更为深刻。在他十几年的生活经历中，与他耳鬓厮磨、朝夕相处的，除了太监，就是乳母。明代规定，太监不许识字。乳母又大多选自平民小户。所以，朱厚照实际上是在文盲圈中长大的。这些文盲友伴也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兴趣、嗜好、观念传染给了太子。他的文化趣味偏于通俗，欣赏水平与太监、乳母基本一致，最喜欢粗俗浅白的文艺形式。他虽然在宫内建立了乐队，但是演奏的不是阳春白雪的雅乐，而是民间流行的通俗小曲，比如什么《抬花轿》《入洞房》《一枝花》……他自己还亲自创作了一首《杀边乐》，也是热闹火爆类型。据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记载，“歇落吹打，声极洪爽，颇类吉利乐”。
底层出身的人固然质朴、单纯、明快，却又粗俗、单调、愚昧。上层文化提倡“制欲”、“淡泊”，强调对生命意义的形而上的追求；底层人的生命目标却完全锁定于物质享受，毫不克制地追求感官满足。上层文化讲究规则法度，讲“天理”，讲“千秋万世”；而底层文化是实用主义的，只重今生，只重眼前。更为要命的是，许多太监进宫前都是走投无路的混混，他们把明代社会底层浓厚的流氓气息带进宫中。他们做事缺乏规则意识，善于走捷径，钻空子，没有大局观念。他们崇拜的是韦小宝之类的精细鬼和伶俐虫，嘲笑的是“忠厚传家久”、“诗书处世长”这样的“迂腐”古训。
学校教育的失败，导致儒家哲学的那套“天理”、“人欲”、“天道”、“人心”的精致理论，从来没有真正介入过朱厚照的精神构建。朱厚照的精神世界基本上停留在市井平民水平。他缺乏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他对国家政务的理解和处理的原则，基本上来自评书演义。有一次，他甚至发布诏书，禁止天下养猪，理由是他既姓朱又属猪，算命先生说，如果百姓杀猪，将威胁到他的健康。他精明机敏却又目光短浅，为追求享受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在后来南巡之争中，他甚至拿出泼皮作风，拿刀架在脖子上，声称如果文官们再阻拦他，他就要抹脖子。他在人际交往中也遵循市井方式，做事爽快自然，不重形式，讲究哥们儿义气，人情味相当重。他跟与他投脾气的大臣们在一起，没大没小，喝多了就把他们当枕头，枕在他们身上睡觉。《明武宗实录》载，他甚至模仿黑社会老大的做法，一次收了一百四十多个“义子”……
有明一代，像朱厚照这样带有流氓作风的天潢贵胄不止一个。因为朱元璋本身出身流氓，更因为他为他的后代规定了专做寄生虫的生活目标，那些在仆人堆里混大的不学无术的朱氏子孙，大多表现出一脉相承的穷极无聊的流氓相。明代社会的流氓化趋势鲜明地体现在贵族生活中。吴晗在《朱元璋传》讲到，朱元璋的十三子代王，“早年做了多少蠢事就不必说了，到晚年头发花白了，还带着几个肖子，窄衣秃帽，游行市中，袖锤斧杀伤人，干些犯法害理的勾当。末子伊王封在洛阳，年少失教，喜欢使棒弄刀，不肯待在宫里，成天挟弹露剑，怒马驰驱郊外，人民逃避不及的就亲手斫击，毫无顾忌。又喜欢把平民男女剥得精光，看人家的窘样子，高兴发笑”。
吴晗提到的伊王，传了六代，到了六世孙朱典模时，居然还酷肖其祖。有一次，他忽然把洛阳城门关闭，派人在城中大抢民女，共抢得七百多人，留下九十人供他玩乐，其余的则叫其家人用银子来赎。
鲁王府的朱观定平常最爱嫖娼，有时在府中命下人裸体杂坐，以为戏乐。朱观定性情残暴，左右稍忤其意，就立即用锤斧击杀。
越到明代晚期，这种贵族流氓化的倾向就越加明显。李洵《正德皇帝大传》载，弘治年间，代王朱桂的后代、辅国将军朱仕则，强占寺庙财产，被僧人告到地方官那里，巡按御史因此上书参了他一本。朱仕则闻听此事，怀里藏了一把小刀，直奔巡按御史衙门，要求御史为他平反。御史不准，他从怀中抽出小刀，麻利地割下自己的右耳，扔到御史怀里，然后一个“撞羊头”，把御史老爷撞个倒仰，把这位御史老爷弄得狼狈不堪，无法招架。最后还是衙门里人多，连推带劝，总算把这位瘟神弄走了。
十
不过，仅仅把朱厚照定义为“纨绔”是不恰当的。虽然有百种不争气、千个不着调，但是他身上有着一样远远超越常人的地方——武勇。
在朱厚照的诸项天赋之中，最突出的是运动天赋。
因为天赋的神经类型和肌肉类型的优势，他的反应速度比寻常人快，协调能力也比寻常人好，从小就非常好动。他第一次骑马就能控御自如，初学射箭，练几次就能射中红心。皇帝对他好武是鼓励的，因为文武双全，才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所以，皇帝指示，为太子请了几位武师，教他学拳弄棒。他不爱读书，练起武来却能吃苦，也下过真功夫，加之良好的天赋，他的武功当时确实在一般武将之上。他对别的书不感兴趣，但独独对兵书战策能看得下去。
除了武功不俗外，朱厚照的胆量更是常人难及。他天生喜欢冒险，身子骨刚刚长成，他就迷上了一种特别刺激的游戏——搏虎驯豹。他身上不戴任何护具，也从来不让别人在旁边保护，只身进入虎豹笼中，凭自己的敏捷和力量，只手把它们制伏在自己的身下。不久，他就成了一名熟练的驯兽师，不论哪里进贡来的猛兽，在他手下很快都变得服服帖帖。不过，再高明的驯兽师也有失手的时候，他唯一的失手是在正德九年（1514年），他在训练一头新来的老虎时，本已驯服的老虎突然野性大发，把他扑在身下。等太监冒死把他救出来时，他的胳膊、大腿上已经被抓伤了好几处，伤口鲜血淋漓，有一处甚至深可见骨。然而，这次历险并没有吓倒他。经过几个月的休养之后，他再进虎笼，最终把这只不听话的老虎彻底制伏了。
朱厚照身边最亲近的人有两类——一类是太监，另一类就是军人。对于太监，朱厚照亲热是亲热，但一直以家仆视之；但对于军人，他亲近之中，还包含着尊敬和欣赏。当了皇帝之后，他把那些驻守边疆的著名将军轮流召入宫中，与他们较量武艺，畅谈兵书战策。在这些将军中，最有名的是江彬。此人因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战斗英勇而得到朱厚照的赏识。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将军身上有箭痕三处，其中一处贯穿面颊，直到耳根。朱厚照和他一见如故，很快就同出同入，形影不离，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近乎哥们儿的关系，平时相处，根本不讲君臣之礼。
在各种游戏当中，朱厚照唯一乐而不疲的是领兵打仗的游戏。做太子时，他就经常把太监分成两拨，相互攻杀。做皇帝后，他的军事游戏玩得更为壮大。明代祖制，“边兵不能调内”，因为边兵粗犷难制，怕他们到了内地难以控制。可是朱厚照登基不久，就命令宣府兵和京城兵对调。因为开国日久，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京城兵身上已经没有多少兵味。只有那些饱经风霜、粗犷强悍的边兵才对朱厚照的胃口。他把这些边兵分为“侍卫上直军”和“内操军”，共计一万余人。他常常在皇城内举行大型内操，披坚执锐，指挥士兵，演习战法。皇城附近的人们经常能听到从城里传出的雄壮的喊杀声。
如果说朱厚照对皇帝职责里的什么真感兴趣的话，那就是军事了。《尚书》说：“其克诘尔戎兵。”在远古，天子的职责是“唯祭与戎”，即主持祭祀和领兵打仗。朱厚照从小踢球、射箭、骑马、打猎之所以受到孝宗皇帝的纵容，也是因为有“练习武功”这面大幌子。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志向，朱厚照的志向从来不是做守成帝王，而是做指挥千军、横扫敌阵的大将军、大元帅。从当皇帝的第一天起，他就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亲率大军，征讨敌人，立下赫赫战功。
应该说，朱厚照的这一理想与大明帝国的现实有某种契合之处。蒙古人一直是明朝的主要威胁。明成祖朱棣曾经五出塞北，也未能根本解决蒙古人的威胁。明成祖死后二十多年，他的重孙明英宗就在亲征蒙古的战役中被蒙古人俘虏。在那以后，边患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蒙古兵时常长驱入塞，大肆抢掠。《明武宗实录》记载，正德十一年七月，蒙古兵又入寇白羊口，深入保安、新城一带，破城堡二十余座，杀掠三千七百四十九人，掠去牲畜两万三千五百头。这次入寇，使朱厚照决意亲征塞北，彻底打击一下蒙古势力。
应该说，正德年间也是打击蒙古势力的恰当时机。因为此时蒙古势力已经从全盛期跌落下来，正处于动荡不安的内斗之中。入寇中国的，就是其中一支在内斗中失利的部落。如果抓住这个战略机遇，狠狠打击一下蒙古骑兵，对于帝国的长治久安无疑是大有好处的。
他这次之所以要前往边境，就是为了有机会观察敌情，以解除蒙古势力对大明王朝安全的威胁。这个事实说明，如果事情在他的兴趣和能力范围之内，他还是愿意履行皇帝职责的。
十一
但是，和以往历次一样，群臣一致反对朱厚照的想法。
事实上，满朝大臣对朱厚照的练兵习武从来没有给予过肯定。在他们看来，守成之君和创业之君不同。守成之君的职责应该是固守祖宗基业，遵守祖宗成法，小心谨慎，保持天下在以往已经定型的轨道上安稳运转。对于已经享有一百多年长治久安的大明王朝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精力充沛对于此时的皇帝不一定是好事。所以，他们对少年皇帝的舞刀弄棒一直不以为然。而且，文官的这种态度里还包藏着集团的利益。他们认为，即使时有边患，也是枝节之事，不足大虑。治理天下的关键是宣扬圣教，使人心向化，遵规守纪，这是文臣的职责。而一旦大兴兵戈，势必导致重武轻文的局面，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反对的浪潮再次包围了朱厚照。《明武宗实录》记载，六科给事中黄钟进谏说：“臣闻控制夷狄，古有成法。况且皇帝的主要职责并不是带兵。《祖训》中说：‘后世子孙不可倚中国富强，贪一时之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蒙古人并不是心腹大患，皇帝何必自轻天子之尊，冒极大的风险，轻易出塞呢？如果皇帝万一有个意外，如何向天下万民交代？”
所以，在皇帝第一次出京的时候，朝廷迅速把消息通报给了居庸关的御史，才出现了皇帝被灰溜溜挡回来的一幕。
朱厚照并不放弃，他已经习惯了和文臣斗智斗勇。他把心腹太监叫到一起，总结第一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半个月之后，他们又一次出发了。
这次他们选择了半夜时分，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出京城。出了城，他们再也不敢像上次那样优哉游哉地游山玩水了，而是策马直奔居庸关。他们早已打听好，这几天御史张钦到白羊口巡视，不在关上。朱厚照派人与居庸关分守太监刘嵩事先建立了秘密联系，做了布置。果然，当他们来到关门时，居庸关关门大开，让皇帝顺利通过。过了居庸关，皇帝下了手敕，命令随行太监谷大用把守居庸关，守关官兵一律受谷大用节制，任何官员不许出关。
朱厚照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京城中的大臣们到塞外来追他。
回头看着被甩在身后的雄关，朱厚照哈哈大笑。这显然是一次漂亮的胜利。
十二
《明武宗实录》记载，五天之后，皇帝一行来到了塞外孤城宣府。不久，从宣府传来消息说，皇帝在宣府调度部队，准备和蒙古人作战。在大家将信将疑之际，一道诏书从宣府传来：近年以来，虏酋犯顺，屡害地方。今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率六军，随带人马，或攻或守。即写各地方制敕与之，使其必扫清腥膻，靖安民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