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书记嘴巴都气歪了，可等他好不容易恢复自由再跑回酒桶旁一看，妈了个巴子，里面连一滴酒都没了。
田蓝还在边上委屈，满脸无奈：“叔，你看这事儿闹的。秀芳他们下个礼拜就走了。”
大队书记两只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嘴巴张了几张，最后只能放狠话：“下个礼拜是吧？过了下个礼拜，不许再酿酒了。”
田蓝笑眯眯地送他出门，口惠而实不至：“叔，那到时候你跟大家说啊，别让我们白得罪人。我们还要在村里住到明年呢，可不敢瞎得罪。”
大队书记一口气憋在胸口，差点没岔气。平白无故的，他倒给自己揽了个差事。
等人走了，田蓝回过头，眉开眼笑，直接伸手抓钞票跟陈立恒炫耀：“瞅瞅，21块钱，咱们一天出两锅酒，一个月下来比咱俩的工资加在一起都多。”
上辈子，他俩级别高，属于标准的高薪人士，每个月都能拿好几百块钱，可加在一起也没达到1000块呀。
陈立恒笑道：“你想的没哦，等下个礼拜，大队书记肯定还得来。”
田蓝才不怕呢，她挑高眉毛，斜睨陈立恒：“你等着吧。”
陈立恒有点心痒痒，顺势低头在她嘴上亲了口。田蓝先是吓了一跳，旋极反应过来，又反亲回去。老夫老妻了，没什么好害臊的。
他俩是肆无忌惮，倒让别人不自在了。
“哐”的一声响，陈立恒警惕地抬起头：“谁？”
他俩就看见胡长荣匆匆离开的背影。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想干嘛？”
田蓝叹气：“我估计他纠结着呢，他想回城。”
没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也许没办法理解大家对城市的渴望。户籍制度让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变成了两个世界，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差距体现在方方面面。人往高处走，只要有机会摆脱农民身份，大家都会想方设法去达成。
陈立恒皱眉：“他跟赵四爹家的云香都生了两个孩子了，他走了，云香和孩子怎么办？”
这也是成了家的知青都得面临的困境。
陈立恒打定了主意：“我得找他好好谈谈。”
田蓝劝他：“路都是自己走的，你不能替他拿主意。这事没办法勉强。如果他心里不乐意，即便勉强留在赵家沟，以后云香和孩子的日子也不好过。但凡这批知青里有一个在城里发展好的，而他过得不如意，他心里就会疙疙瘩瘩，云香和孩子反而更难受。”
女人总是富有牺牲精神，往往将一切不幸都归咎在自己身上。说不定云香会觉得是自己连累的丈夫，将来就是遭受家暴或者冷暴力，也会默默忍受。
而孩子在这种家庭环境下成长，又怎么可能感受到幸福？
陈立恒皱着眉头，过了半晌，也只能叹口气。
田蓝和他絮絮叨叨地说了一部自己看过的90年代的电视剧，叫《孽债》，说的就是知青留在西双版纳的5个孩子10多年后去上海寻找自己父母的故事。
陈立恒听得眉头越皱越紧，最后冒了句：“还是穷闹的。”
他伸手，“给我钱吧。”
田蓝还沉浸在老电视剧的剧情里呢，闻声吓了一跳：“干嘛？你该不会去救济吧？”
这才多点钱。卖了两回酒，加在一起也就40块。其中6块钱还已经拿去买肉吃了。
陈立恒哭笑不得：“就是去买肉啊。我听说韦家边那里有肉摊子，三天一个集，都有猪肉摆出来卖，今天刚好赶集。”
三天前的那次肉，他总觉得田蓝还没吃够。
田蓝立刻喊停：“行了行了，别买肉了，不还有20个鸡蛋吗？”
在农村，鸡蛋也是硬通货。小鸡蛋三分钱一个，大鸡蛋五分钱。1块5一斤的酒，就是三五十个鸡蛋。刚才来买酒的有不趁手的，拿鸡蛋当钱用了，够他们感受一阵子伙食了。
陈立恒点头：“那行，我去拔点胡萝卜吧，胡萝卜大蒜叶子炒鸡蛋。”
事实证明，他低估了田蓝的厨艺。除了炒鸡蛋之外，田蓝还做了没加面粉的全蛋软饼。一口咬下去，蓬松的软饼瞬间就在嘴里化了，真是又香又甜。
陈立恒忍不住感叹：“这比肉还好吃。”
田蓝笑道：“那你就多吃点呗。”
上辈子太累太辛苦，等到生活安定下来，身体都垮了，也谈不上个人生活享受。
这辈子，能对自己好点就好点吧。
两人吃过饭照旧没有熬夜读书，反正也没什么书给他们看，还不如打开收音机，掌握现在的社会局势。
他俩听着新闻，有一搭没一搭地交换意见。待到窗外星星点点的灯火灭了，他俩也赶紧刷牙洗脸擦身体泡脚，准备上床睡觉。
田蓝拿毛巾擦身体的时候，陈立恒伸手：“我给你擦吧，你后面擦不到。”
田蓝一想也有道理，直接将毛巾递给他。
这一男一女，就是老夫老妻，擦着擦着就擦枪走火了。
田蓝一开始以为自己会不适应，毕竟他们都顶着新的身体。可是很奇怪，因为心里清楚就是那个人，所以身体接受的无比顺畅。
迷迷糊糊间，她甚至想到了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所谓灵魂伴侣，大概就是无论变成什么模样，都能再度相遇。
夜色深了，星河荡漾，摇成一片绚烂的天。在酒锅前呆久了，人似乎也醉了。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第二天，田蓝起得有点晚，陈立恒已经做好了早饭——玉米面发糕。刚收了没多久的玉米磨出的粉带着香甜，配上一碗蛋花汤，这伙食，赶上干部待遇了。
田蓝老实不客气地吃完，一抹嘴巴，起身出门。
陈立恒收拾碗筷，看她要走，就喊了一声：“你先别急着去，等我过去蒸高粱壳子。那个分量重。”
田蓝摇头：“我不去仓库，你自己看着弄。我去找趟大队书记。”
“干啥？”陈立恒奇怪，“他不找你，你还找他，不闷声发大财了？”
田蓝一本正经：“发财也要成本啊。秀芳他们都要走了，就咱们两个人，怎么能做大做强？”
摸着良心说，他们酿的酒品质真的一般。也就是现在酒属于紧俏物资，没票根本买不到，所以乡亲们才不挑。你再往后面数个10年20年，不，等到分产到户，粮食没这么紧张时，这酒就没人稀罕了。
既然要打时间差，那就必须得趁着这空档，赶紧把架子搭起来啊。
陈立恒放下了手上的碗筷，擦擦手道：“那我跟你一块去吧。”
田蓝的性子太急，让她等自己收拾好碗筷，她肯定不乐意。
田蓝想了想，干脆和他一块清洗锅碗：“你去也行，不然大队书记肯定要说我自作主张，还得再找你，反而白耽误时间。”
她心里有数的很呢，别看妇女也顶半边天喊了几十年，在乡下，一家人只要男主人不开口，其他人都发话也不作数。
两人快手快脚，洗了碗刷了锅，泔水蓄在陶缸里，准备后面喂猪。擦干手，两口子一块儿上大队部找领导去了。
幸亏他俩来得不算晚，大队书记正要出门去挖水渠呢。他是正儿八经和社员打成一片的干部，即便没人要求他劳动，他也以身作则带头干活。
看到田蓝和陈立恒，大队书记疑惑：“你俩改主意了，准备现在就走？申请写好了吗？拿回来吧，我给你们签字盖章。”
田蓝摇头，笑眯眯的：“叔，我们还是打算留在村里复习考大学，所以来请你帮忙了。”
大队书记满头雾水：“你们考大学我可使不上力，又不能推荐。你们要请教老师的话，去公社高中试试，说不定还有老师没走。”
公社高中也是前几年才建起来的，学校老师也同样从城里下放而来。因为高考取消了10来年，所以高中没有升学压力，老师和学生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就说大队书记家小儿子吧，在公社高中上学时，他们的化学老师一学期只过来给他们上了两堂课，两堂课将一本书过了一遍，能听懂就听懂，听不懂拉倒。全班基本就没人能听明白化学讲的是啥玩意。
就这样，回城政策一落实，讲课的老师也都走了。老师不够，今年公社高中就不招生了。剩下的老师，几个学校合并为一个，到别的公社去教书了。以后他们赵家沟的孩子想上高中，除了住校还是住校。
因为这个，大队书记对他们留在村里考大学的事，其实真不看好。
可他架不住人家知青自己信心十足啊。
田蓝一本正经：“叔，这事儿只能你帮忙。我和老九寻思着，现在我们也没老师，想自己复习的话最起码得有书吧。可书多贵呀，一整套下来估计得大几十呢。而且，光有书也不行啊，还得有资料。现在资料也贵，我们请人从城里给我们寄过来，除了买资料的钱之外还得掏邮费吧。这么算下来，没钱根本没办法复习。”
大队书记深以为然。读书本来就是烧钱的买卖。他家几个孩子都上了学，饶是他身为赵家沟的一把手，也为学费书本费愁晕头，实在太花钱了。
随便学学都这样，何况要准备考大学呢。文曲星的身上冒的金光，都是真金白银堆出来的。
大队书记没辙：“那你们找我更没用啊，他们赵家沟的情况你们也清楚，哪个生产队的工分都高不到哪去。我又不是神仙，上哪变钱去？”
陈立恒听到这儿，已经明白妻子的用意了。
果不其然，田蓝笑容满面：“我们自己已经琢磨出挣钱的门路了，但还得叔你点头啊。我们想来想去，唯一有的能挣钱的手艺就是养猪和卖酒。但养猪的话，一年才能出一栏猪，等明年杀年猪的时候，我们早就考完了，根本等不及把猪换成钱。所以，就只剩下卖酒一条路了。”
大队书记头都要炸了，兰花花是咋回事啊？以前多乖的女娃子，从来不惹事儿，现在怎么一茬接着一茬，没完没了了。
他板着脸，义正辞严：“不行，你这是搞资本主义这一套，哪有私人卖酒的？”
陈立恒福至心灵，在边上帮腔：“没说是私人啊，是我们大队自己的产业。”
他掰着手指头数，“叔，你看，咱们大队有豆腐坊，有粉坊，为啥不能搞个酒坊？”
大队书记都要暴躁了：“那不一样，酒坊要浪费粮食的。”
陈立恒奇了怪了：“那豆腐坊用的不是大豆，粉坊用的不是山芋吗？”
“还是不一样！豆腐和粉条粉丝都能当饭吃，酒能当饭吗？”
田蓝笑道：“那我们也没用粮食呀，谁拿高粱壳子当饭吃？”
大队书记被噎住了，又强调：“高粱壳能喂猪，猪肉是重要的副食品。”
田蓝老神在在：“酿酒，剩下来的酒糟也能喂猪啊，猪吃了酒糟可比直接喂高粱壳子更长肉。”
这话是真的，大队书记都没办法反驳。
早些年，距离赵家沟不远的农场有个啤酒厂，他们大队找了关系都去厂里拉酒糟回来喂猪。好家伙，那几年他们队里的猪养得那叫一个膘肥体壮。
后来割资本主义尾巴了，队里的养猪场办不下去了，啤酒厂也因为缺少原料停产了。酒糟喂猪的事就成了回忆。
现在，知青开口一提，大队书记反倒被勾起了怀念。
田蓝趁热打铁：“这个酒坊除了不用粮食之外，还能为大队的知青提供工作岗位。”
大队书记嗤之以鼻：“都走光了，还有啥知青。你俩不愿意下地干活就直说，还找这借口。你们能管自己的肚子就行，我才不管你们干啥呢。”
田蓝摇头，一本正经道：“叔，你这话就说差了，怎么就只有我们呢？还有胡长荣呢。除了我们这些下放知青之外，回乡知青呢？咱们赵家沟回村的知青不少吧？我数了数，起码有七八个。”
因为公社就有中学，而且即便没上大学途径，但本地上学的风气并不差，不管如何，爹妈依然觉得多学点总没错。所以大家上完村小学之后，只要能考上中学的，但凡家里不是揭不开锅，都会让孩子去公社接着上读书。
田蓝还在掰指头举例子：“就像叔你家的英子和二柱，还有会计叔家的秀秀和长平，都是高中毕业生吧。现在国家放开政策，让大家去高考，好供国家挑选人才。我们下放知青能考，回乡的知青为什么不能考？说起来，他们放下书本的时间还比我们短呢。要是现在努努力，好好突击一把，说不定明年就考上了。”
她肆无忌惮地诱惑老革命同志，“考上大学，那就是国家干部，不仅不需要自己掏学费，国家还给补贴哩。等到毕业以后，国家还安排工作，吃国家粮。”
天哪！这话实在太有冲击性了，以至于大队书记都头晕了。
说来也有意思，不知道是不是被老思想禁锢住了，又或者因为赵家波从来没出过大学生，以至于让大队书记下意识地觉得上大学跟他们赵家沟的娃娃没关系。
下放知青能考大学不稀奇，人家本来就是城里人啊。
田蓝不给大队书记细琢磨的功夫，开口就做安排：“为了解决我们这些知青备战高考的经济困难，大队必须得支持我们。我们自筹酒坊，我们在酒坊里上工，生产队给我们记工分，你看成吗？”
大队书记晕乎乎的，只剩一线清明：“哪个生产队给你们算工分？这工分要怎么算啊？乱套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