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定刘备,诸葛亮必有想法。
  其实,跟曹操一样,诸葛亮既是新秩序的建设者,又是旧制度的改革者。他在蜀汉执行的,实际上是一条“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甚至还可能走得更远。23
  比如“以法治国”。
  这是曹操和诸葛亮都主张的,也是他们都不可能完全做到的。但,人治和法治,在曹操那里是四六开,甚至五五开。他杀孔融,杀崔琰,杀杨修,就毫无法治可言,尽管他一贯赏罚分明,也曾“法办”过自己。24
  诸葛亮则做到了三七开,甚至二八开。他也纵容过法正的行为不端,冤杀过益州大族,但那或者是不得已,或者有政治需要。只要有可能,他总是尽量公正。25
  结果怎么样呢?
  贵贱贤愚无不叹服,也无不怨恨。叹服是因为执法公平,怨恨则因为立法严峻。事实上,公平不等于不严峻,只不过对所有人都同样苛严。所以,一方面是“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另一方面是“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26
  那么,诸葛亮的法,是严刑峻法吗?
  当然。因为他的政府是军政府,他的政治和经济管理也都是战时体制。这样看,就连彭羕一案,恐怕也是出于政治需要,尽管诸葛亮极其厌恶此人。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允许有人在战争年代胡说八道。言论自由?休想!
  就连诸葛亮自己,也谨小慎微。
  谨慎也是政治需要。要知道,诸葛亮在蜀汉的权力和权威远远超过了刘禅,北伐曹魏又连连失利、劳民伤财,误用马谡压制魏延也不算英明。高处原本不胜寒,何况处处是风口是浪尖,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吗?
  也怕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就只有严格要求自己。至少,诸葛亮内无余帛外无赢财,确实做到了两袖清风。正是这种高风亮节,让他赢得了人民群众由衷的敬佩和怀念。27
  问题是,他有必要那么累吗?
  也没有。
  事实上,所谓刘禅无能的说法并不成立。诸葛亮去世以后,刘禅不再任命丞相,而是由大司马蒋琬主管行政兼管军事,大将军费祎主管军事兼管行政。这样一种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和权力分配,岂是弱智的人想得出的?
  刘禅也不糊涂。司马懿征讨辽东时,蜀人都认为是北伐曹魏的大好时机,刘禅却很沉着冷静。他下令蒋琬进驻汉中,同时指示一定要等到吴军也开始行动,东西两方相互呼应,魏国内部又出现问题时,才发动进攻。28
  弱智吗?否!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大权独揽,不肯还政于君?
  也许,他是要政改。
  或者说,他要兴复的其实是理想中的西汉。
  西汉初年国家制度中隐含的政治理想,就是区分宫廷与朝廷、皇权与相权、宫中与府中。皇帝是国家元首,主要起象征国家统一的作用;宰相是政府首脑,带领官员具体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
  这种制度,就叫“虚君实相”。
  虚君实相,好吗?
  不算最好,但也不坏。因为按照这种制度,皇帝授权而不负责,宰相负责而无主权。一旦国家有事,并未行政的元首就能以授权人的名义责问实际负责的宰相,后者也就有可能成为“责任内阁”或“可以问责之政府”。
  诸葛亮主政时的蜀汉就是这样。《出师表》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这就是既有授权又有问责,其实比皇帝亲政更好。
  但,这里面问题很多。
  首先,如何保证拥有实权的宰相不会趁机政变,变成既篡位又亲政的新皇帝?诸葛亮的办法是用自己的人格做担保,可惜道德的担保从来就是靠不住的。诸葛亮本人不是王莽,不等于别的什么人不是曹丕。
  其次,在既无宪法又无国会的情况下,我们也不知道那拥有实权又永不政变的宰相如何产生。刘备当然运气很好,刘禅就不敢赌这一把。蒋琬去世后,他干脆“自摄国事”,结果成为亡国之君,只能到洛阳去装疯卖傻。
  诸葛亮的政改终于失败,如果他确有此意的话。
  如果。
  政改失败的诸葛亮只能去做道德楷模,甚至吕洞宾的师兄。人们为他的“出师未捷”唏嘘不已,对他的“三顾乃见”羡慕有加,甚至让他穿上八卦衣,摇着鹅毛扇,从袖子里掏出锦囊妙计,并美其名曰“智慧的象征”。29
  虚君实相,以法治国,无人提及。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想都别想。
  也许这就是历史。历史并非总是能够真实地呈现自己的本来面目,历史形象也总是不如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影响深远,而庸众们的偶像则是不容批评和讨论的。
  诸葛亮的在天之灵,只能去咀嚼自己的孤独。
  那么,曹操呢?
  再说曹操
  曹操不但孤独,而且冤屈。许多事情别人做得,他做不得。比如来敏和彭羕,就是蜀国的孔融和祢衡。然而诸葛亮杀了彭羕,没有任何人批评;曹操并没有杀祢衡,却要背上千古骂名。公平吗?有道理吗?
  没道理,但有原因。
  原因之一,是曹操在中原,在中央,士族云集举世瞩目,局面大动静也大。蜀汉则相反。所以同样一件事,在曹魏会引起轩然大波,在蜀汉就只有些微波澜。
  何况士族对曹操也充满敌意。
  敌意是深不可测的。众所周知,士族在东汉末年,已经是统治集团的主要力量。他们要成为统治阶级,也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和平过渡,二是武装斗争。然而董卓入京,使前一种方式不再可能;官渡之战,又使后一种方式化为泡影。董卓和曹操,岂非他们的头号仇家?
  相比之下,曹操又更可恨。
  的确,董卓其实是敬重甚至畏惧士族的,他的问题是粗鲁、野蛮和没有教养。曹操却在骨子里藐视士族。他甚至在立足未稳之时,就公然杀了恃才傲物出言不逊的名士边让,结果兖州士人义愤填膺,天下士族同仇敌忾,老朋友张邈和老部下陈宫也都一齐反叛了曹操。30
  兖州牧由曹操变成了吕布,也因为此。
  其实曹操代理兖州牧,陈宫是出了大力的。然而边让被杀后,陈宫却死心塌地反曹到底。他甚至宁肯去帮助有勇无谋的吕布,而且兵败被俘后也宁死不降。31
  曹操于心不忍,便叫着陈宫的字说:公台,你死了不要紧,你的母亲可怎么办,老婆孩子又怎么办呀!
  陈宫却义无反顾。他长叹一声说: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后,老母和妻儿是死是活,全在明公您了。说完,昂首走向刑场。32
  曹操流着眼泪为陈宫送行,赡养其家人的诺言也得到了兑现,既定的路线却没有因此而改变。相反,也许正是在那一刻,曹操更加坚定了建立“法家寒族之政权”的信念,尽管他并没有时间表,也没有路线图。
  然而影响却极大。
  事实上,正是曹操在不断向世人证明,只有非士族出身的军阀才能夺取政权,也只有撇开袁绍代表的“儒家士族路线”才能成功。这就是刘备和孙权能在“后袁绍时期”胜出的原因,起了带头和榜样作用的则是曹操。
  天下变成三国,原因也在于此。
  可惜曹操的想法有问题。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对于帝国制度来说,最合适的统治阶级是庶族地主,最合适的意识形态却不是法家思想。因此隋唐以后的政治路线,便既不是袁绍的“士族儒家”,也不是曹操的“庶族法家”,而是“庶族儒家”,或庶族地主加儒道释三教合流。
  但,这是只能在经过了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的试错之后,才可以实现的。以两晋为代表的士族政权,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曹操既超前又失误,岂能不败?
  士族地主阶级的敌意则不难理解,因为曹操挡住了他们的道路,耽误了他们的时间。他们肯定要将满腔的愤怒倾泻到曹操身上,怀着刻骨的仇恨将他“妖魔化”。
  何况曹操自己也授人以柄。
  曹操最大的失误,是为曹丕的称帝创造了条件。不妨设想,如果曹操不称魏王,甚至不封魏公、不建魏国,哪怕曹家世代为相,事情会怎么样呢?
  恐怕就变成诸葛亮了。
  实际上诸葛亮与曹操不乏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开府的丞相,都封了县侯,也都兼任州牧。如果把两人的职务和头衔并列起来看,那简直就是“双胞胎”──
  曹操:武平侯,丞相,领冀州牧。
  诸葛:武乡侯,丞相,领益州牧。
  曹操多出来的,只有魏王的王爵。
  因此,正如马克思之所预言:如果皇袍终于落在仿效其伯父拿破仑发动政变的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同样,当曹丕把皇袍披在身上时,曹操就只能等着被画成一张大白脸。33
  与此同时,诸葛亮也走上了神坛。
  不可否认,诸葛亮身上有太多闪光的精神。他的心系天下,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廉洁奉公,谦虚谨慎,以身作则,都堪称千古楷模。但诸葛亮成为神,却并不完全因为这些。主要的原因,还是社会需要典型。帝国统治者需要一位忠臣,普通老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则需要一位代表。这跟曹操变成鬼是同样的道理。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正面典型,也需要反面典型。
  事实上,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和诸葛亮,不过是长江的前浪和后浪;作为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的曹操和诸葛亮,则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枚硬币就是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诸葛亮既然被看作天使,曹操就只好去做魔鬼;诸葛亮既然是后浪,曹操也只好死在沙滩上。
  然而历史的长河却不管什么前浪后浪,它只会顺着自己的河床一往无前。因此,当苏东坡站在长江岸边遥想赤壁风云之时,他看到的竟是这样一个画面:年轻帅气的周瑜新婚燕尔小乔初嫁,一身便装统领舰队西进。羽扇指点处,谈笑风生间,曹操的数十万大军灰飞烟灭。
  这当然也是一种历史意见和精神风貌,只不过不是三国的,而是魏晋的。没错,苏东坡笔下的周瑜更像一个魏晋的名士,而不是三国的将军。尽管周瑜非常懂音乐,就像曹操是诗人;也尽管魏晋与三国相距不远。
  但,三国是三国,魏晋是魏晋。它们的时代精神是不同的,风采、气度、韵味和格调也是不同的。
  那么,魏晋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度?
  后记 何时忘却三国
  有朋友说:很期待你的中华史《三国纪》这一卷。
  哦,是吗?
  他很期望,我很惆怅。
  三国,不该这样被人瞩目。
  事实上,这段历史并不重要。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
  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当然,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三国演义》讲述的,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三国志》和范晔的《后汉书》。中国如此,日本、韩国和越南也一样。
  其实《三国演义》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直到清代的毛声山、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才风行天下。所以《三国演义》的成败得失,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
  那么,毛氏父子给了什么“添加剂”?
  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曹操是哭了的;赤壁战败之后,曹操也说过“郭奉孝(郭嘉)在,不使孤至此”的话,还失声痛哭说: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1
  但,也仅此而已。
  毛批本《三国演义》却大肆渲染,做足了文章: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前一哭胜过了赏,后一哭胜过了打。
  接下来,他们不无嘲讽地说: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又能当棍子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笑!
  请问,这还是历史吗?
  当然不是,但可看,好看,让人想看。
  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需的,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可以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无中生有,以假乱真。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是真,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三国演义》则照单全收。
  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但,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就绝不敢大胆于一时,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
  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
  这就很有些哲理。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所见。比如他们说:忠厚人乖觉,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老实人使心,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又比如:英雄所自负者,义耳;奸雄所自负者,智耳。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还有价值取向。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上: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为了战胜奸邪,忠义只好以恶抗恶。这种对抗,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
  勾心斗角贯穿了《三国演义》的始终,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一个“妒忌阴险”,另一个“奸刁险诈”,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2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
  这可真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所谓“三国热”表现出的国民心态,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不可疑吗?3
  实际上,《三国演义》历久不衰,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心机,算计,权术,谋略。它们可以用于战场、官场、商场甚至情场,谁不想要?
  打出“重读经典”的旗号,不必吧?
  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正能量”的忠义,也很可疑。什么是忠?臣忠于君,子忠于父,妻忠于夫。但,君要忠于臣吗?父要忠于子吗?夫要忠于妻吗?不用。请大家想想,这难道不是“不平等关系”?
  义也大成问题。道义,正义,仁义,情义,信义,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当这些“义”发生矛盾冲突时,又该如之何?谁都没有解释,谁都说不清楚,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你说我不仁,我说你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