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农业这段时间，由于贯彻了重视农桑的政策，各地的农业生产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农业发展的表现，首先是水利灌溉业的发达。元初，内设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郭守敬作督水少监时，曾亲自到华北、西北一带进行规划，增辟水田数万顷。宋、金时的水利工程，在元朝都逐步得到了恢复。王祯《农书》中介绍用于灌溉的水车就有七种，其中高转筒车可引水到二百余尺的高地，这些工具在当时能够广泛应用，是和水利事业的发展分不开的。
第二，表现在粮食产量的提高上。到元世祖时期，陕西关中地区的小麦“盛于天下”，关、陇、陕、洛出现了“年谷丰衍，民庶康乐”的景象。长江以南地区产量更高，仅江浙一省的岁粮总数就占了全国岁粮总数的三分之一。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当时北至怯绿连河（克鲁伦河）、乞里吉思、谦谦州（均在今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南至罗罗斯（四川南部）、乌蒙（云南昭通），均有屯田。
农业发展的成果还表现在：元代我国南北各地棉花种植的逐渐推广，也是当时农业生产上一项重要成就。
由于南方农业的发展，南道棉的产区扩大得较快。与此同时，棉花在北方陕甘一带也普遍种植。当时大半个中国，已遍植棉花。
当然，在恢复与发展中，各地情况是不平衡的。由于封建统治机构的腐朽，在元世祖晚年，部分地区在水利、屯田、劝农等项工作上已出现了停滞和衰败的现象。到元代中后期，水利建设遭到了严重破坏，土地兼并加剧，加上旱、疫、蝗、水等自然灾害，农业生产进一步衰败了。
兴盛的海运大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当地农产品又无法满足首都的需求，于是，京都的粮食不得不“仰给于江南”。元政府除了利用陆路交通和运河外，又开辟了一条海运航线。
元世祖派遣伯颜平江南的时候，就曾利用海运把南宋皇家图书馆所藏书籍全部运到大都。但大量运输粮食则始于公元1282年。这一年伯颜派人从海道运粮到直沽（今天津），开始时用平底船60艘运粮4.6万石，以后每年增加，最多达到360万石。航道改过三次，自苏州刘家港开航，“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
海运比陆运和内河航运要省费得多，不仅“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而且便于在政治上控御东南。
大运河的重生大运河自隋唐迄宋，大运河主要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一条南北运输线，经过元朝整修以后，大运河就成为以大都为中心的新型运河了。
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元政府利用汶泗诸河的水源，沿着山东丘陵地的西北边缘，向南开凿了济州河，从山东的济宁到东平开辟了一条人工河道。
公元1289年又开凿了一条会通河，从山东东平到临清，和旧运河（即御河）接通。到了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当时任都水监的科学家郭守敬建议，在金代运河的基础上开凿一条通惠河，自大都至通州，利用北京西山泉水及白河水接济运河水量，总长160余里，这样从通州就可以顺白河到天津。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这三条河道的修成，就从当时黄河所经的徐州，向西北直达卫河上的临清打通了一条捷径。粮船可以从徐州直接北上，不必再绕道河南了，省去了六七百里的路程。
从此，北自大都，南至杭州的大运河贯通起来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政治上也起了巩固统一的作用。五朝元老、一代奸相元朝自忽必烈以后，统治层开始走下坡路，铁木迭儿便是在此期间出现的著名奸相。
不倒翁武宗海山沉溺于酒色，坐上皇位不到四年，就一命呜呼了，年仅31岁。太后答吉也不得不叹服算命先生的未卜先知。按照原先的约定，公元1311年3月，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大都即皇帝位，是为仁宗。仁宗上台后尊孔崇儒，力行汉法。他曾紧握拳头对臣下说：“我之所以重用儒者，因为他们能牢固地维持三纲五常。”他实行科举选士，重用汉人，但在与奸臣铁木迭儿的斗争中，却始终占不到上风。
铁木迭儿是五朝元老，平时作恶多端却像个不倒翁，根本原因就在他的后台是皇太后答吉。早在武宗时期，做云南地方官的铁木迭儿就因玩忽职守受到处分，但被答吉保了下来。武宗死后，答吉趁仁宗尚未执政，就下旨召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仁宗天性慈孝，在老母面前总是十分软弱，只得承认既成事实。
铁木迭儿居相位两年就因罪罢官，但他通过皇太后的关系，不久又官复原职。
过街老鼠复相后的铁木迭儿愈加肆无忌惮，受贿卖官，强占民田，无所不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几个儿子也先后当上了大官，家奴也狗仗人势胡作非为，连不少朝臣也得让他们三分。
有个富人张弼因犯杀人罪被关入牢中，向铁木迭儿送了五万贯钱。铁木迭儿派家人胁迫有关官员，要他们放人。事情给捅出来后，中书平章萧拜住、中丞杨朵儿只、上都留守贺胜联合御史台四十余名官员，联名弹劾铁木迭儿的罪行，所列罪状，有根有据。他们揭发铁木迭儿欺下瞒上，蠹政害民，搞得天怒人怨，要求将他车裂斩首，以快人心。
仁宗向来看不惯铁木迭儿，早就想杀他，又不敢得罪母后，就提拔御史中丞萧拜住为中书右丞，以牵制削弱铁木迭儿的权力。这回看了大臣的奏书后，怒不可遏，下诏逮捕铁木迭儿。铁木迭儿见势不妙，干脆逃到太后的宫中藏了起来。投鼠忌器，皇帝也对他这一招毫无办法，仁宗闷闷不乐了好几天，毕竟不敢得罪太后，只得把铁木迭儿罢相了事。
古代风景画鉴赏小人得意铁木迭儿罢相不到一年，又东山再起，当上了太子太师。朝廷内外，一片哗然。御史中丞赵世延拍案而起，又联络四十多人，联名上疏责问：“这种坏东西怎么能当皇太子的老师？”但太后仍多方庇护，皇帝还是对这个头号奸臣无可奈何。公元1320年正月，仁宗去世。三月，仁宗之子硕德八刺即位，是为英宗。仁宗死后的第四天，皇太后一道懿旨，铁木迭儿又当上了中书右丞相。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铁木迭儿开始大肆迫害政敌。
英宗尚未登极之前，铁木迭儿就传太后旨，将曾经弹劾过他的萧拜住、杨朵儿只抓来审问，罪名是他们过去违背太后的旨意。杨朵儿只反问道：“以中丞的职权恨不得杀掉你以谢天下。如果我们真的不从太后的旨意，你还能活到今天吗？”铁木迭儿又找来两个朝臣，让他们证明杨朵儿只有罪。杨朵儿只对二人吐了一口，说：“二位也是御史台的人，想不到会干这种下流的勾当。”二人惭愧地低下了头。铁木迭儿可不管这些，借太后的旨意将萧拜住和杨朵儿只当众斩首。不久，铁木迭儿又找了个借口，杀了曾经弹劾过他的贺胜，罪名是“便服迎诏”大不敬，就是身穿便服接皇帝的诏书，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贺胜死时，百姓纷纷为他烧纸钱，围在尸体边上痛哭不已。
对于第二次弹劾他的赵世延，铁木迭儿派人对他威胁利诱，如他告发同谋，就许以高官，否则将大难临头。赵世延不吃这一套，铁木迭儿就将他逮至京师，交法官严刑拷打，欲置于死地。英宗知道后两次赦免赵世延，但铁木迭儿还是不放人，将赵关进死牢，逼他自杀。赵世延在大牢里呆了两年，宁死不屈，在大臣的呼吁下，终于得旨获释。铁木迭儿听说赵世延出狱，说：“这是朝臣欺骗皇上干的事。”英宗知道后说：“这是我的主意。”赵世延这才得以虎口逃生。
诛奸相铁木迭儿排斥异己，结党营私。英宗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太后答吉死后，铁木迭儿的权力就被逐渐剥夺，不久生病死了。英宗气仍难平，下旨砸了铁木迭儿的坟碑，追夺其官爵，抄了他的家，诛杀了他的党羽，但是却赦免了铁木迭儿的义子御史大夫铁失。斩草不除根，留下了无穷的后患。文化盛世元朝继唐宋以后造就了又一个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期”。
官修史籍元朝建立之后，沿袭中原旧制，各帝死后，都由翰林国史院或指定史官编纂《实录》。只有顺帝因国亡而未及编写。明洪武二年修《元史》就是以元代累朝《实录》及《后妃功臣列传》等为蓝本的。《元实录》今已佚，仅能从《元史》中略窥其梗概。元代官撰的主要史籍流传下来的有《宋史》、《辽史》、《金史》。元代官修的大型史籍还有《大元一统志》和《经世大典》等。
由翰林国史院用蒙文编写、类似汉文《实录》的《脱卜赤颜》是蒙古皇室的秘史。由蒙古近臣编写，藏在奎章阁。《脱卜赤颜》后来不断续修，原本已佚，但在后来编写的《黄金史》等书中，尚保存一些片断。
除了官修史籍以外，民间的史学家的成就也不少，马端临（公元1254年—公元1323年），字贵与，饶州乐平（属江西）人。他见杜佑《通典》自天宝以后阙而未备，就仿《通典》的体例，写成了《文献通考》。《文献通考》是一部着重叙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分类通史。全书348卷，分为24类。它以《通典》为蓝本，但在选材范围和规模上都超过了《通典》。内容不仅采用经史，而且摘引奏疏议论，尤详于宋代史实，反映出他重视近现代史研究的精神。
司马光《资治通鉴》成书后，其门人刘安世曾为之作注，但此注已佚。元代胡三省重为注释。胡三省，字身之，浙东宁海人。宋亡，他隐居不仕，写成了294卷的《通鉴注》。《通鉴》内容繁富，需要训释之处较多，《通鉴注》是后人读《通鉴》必不可少的一部参考书。
特别的元曲元代的元曲，是这个时期文学上最突出的成就。元曲包括剧曲和散曲两种。剧曲当时称为杂剧，在元代极为盛行。据统计，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有80多人，作品有500多种，保存到现在的还有160多种。
在元以前，传统的文学体裁是抒情的诗歌和散文，而从元以后，文学作品的体裁出现了有情节、有人物、有说有唱的戏剧。
元初城市经济的逐渐复苏和繁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荡，儒学封建道德思想的约束在各少数民族文化冲击下的相对松弛，专业剧作家的出现，这些，都是杂剧兴起的有利条件。蒙古统治者对歌舞戏曲的爱好，更助长了这个文艺形式的发展。
在至元、大德时期（公元1264年—公元1307年），出现的著名剧作家有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世称元曲四大家。他们的代表作品是关汉卿《窦娥冤》、白朴《梧桐雨》、马致远《汉宫秋》、郑光祖《倩女离魂》等。此外，王实甫的《西厢记》也是脍炙人口的名著。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歌颂了人民的反抗斗争，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都有空前的成就。
第十六章
“浪子”关汉卿关汉卿生活在公元13世纪的元朝，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统一的政权。这期间，不同民族相融合，原来汉族正统礼教思想势力相对松弛，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就是民间俗文学的兴起，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戏剧的兴起。
在中国古代，戏剧作家和演员的社会地位很低，因此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史册上只有一些零星的材料。他可能原居山西解州，后来长期居住在都城大都。有人说他“不屑仕进”，也有记载说他曾在皇家医院任职，但是他对医术似乎兴趣不大，却热衷于编戏演戏。
关汉卿关于关汉卿的为人和个性，元人熊自得《析津志》说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正如他那首夫子自道的小曲所言，此人于吟诗、吹箫、弹琴、舞蹈、下棋、打猎等各种技艺无所不能，什么都玩。不过玩得最拿手的是“杂剧”，关汉卿不仅写剧本，还亲自参加演出，常常“面敷粉墨，躬践俳场”。艺人社会地位不高，但关汉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长期混迹于勾栏瓦肆，毫无惭色地自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
关汉卿可能不是个合格的医生，但他更关注的是人间的疾苦，在玩世不恭的背面，隐藏着冷峻悲凉的内心世界。他愤世嫉俗，以悲天悯人的情怀，诉说着民众的困苦与无奈。
《窦娥冤》，万人泪七百年来，一曲《窦娥冤》，赚得多少观众泪。《窦娥冤》的全名是《感天动地窦娥冤》。取材于汉代流传下来的“东海孝妇”民间故事，但剧本反映的时代生活与人物遭遇，却以元代冤狱繁多的社会现实为依据。
窦娥因家贫被卖给蔡家做童养媳，丈夫早死，婆媳相依为命。流氓张驴儿闯入这个家庭，胁迫窦娥婆媳嫁给他们父子为妻，遭到窦娥严辞拒绝。张驴儿欲毒死蔡婆，结果反毒死了自己的父亲，便嫁祸给窦娥。昏聩的太守严刑逼供，在公堂上，窦娥因不忍见婆婆被拷打而承担了被诬陷的罪名，临赴刑场时，还怕婆婆见到伤心，特意请刽子手绕道而行。违法的人并未得到制裁，守法的人却被“法纪”送了性命。
戏剧的锋芒直指酷虐的封建统治。当幻想破灭时，这个弱女子愤怒地呼喊出：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
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
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一曲《窦娥冤》充溢着愤懑的情绪，关汉卿借窦娥之口责天问地，发泄了他对现实世界的强烈不满。社会对于弱者从来就是不公平的，作者对天地不公的诘难自然会引起无数受压迫的大众的共鸣。
窦娥冤世上波澜涌笔底，民间疾苦入戏文。关汉卿写作勤奋，一生共著杂剧67部，今存18部。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单刀会》、《调风月》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剧作“写情则沁入心脾，写景则在入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倾注了作者对现实与人生的痛切感受，具有社会批判的价值和震撼人心的力度。
近代学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称：“关汉卿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如今关汉卿的戏剧已被译成多种文字，走上世界舞台，这个七百年前的浪子，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江山换年代，美丑贯古今。当流氓无赖都成了道貌岸然的大人君子，关汉卿这种刚直不阿的文人也就只配沦为烟花路上的“浪子”了。“愤怒出诗人”，愤怒造就了关汉卿这位奇才，“浪子”千古，究竟幸还是不幸？
散曲与传奇除元曲外，还有和杂剧中的曲牌一样而没有念白和折子的歌曲，称为散曲，是元代的民歌。其中包括成套的“套数”和“小令”，也出了一些有名的作者和优美动人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散曲作家中有姓名可考者有187人。
在南方，以南曲腔调演唱的温州杂剧等地方戏发展成为南戏，亦称传奇。著名的有四大传奇：《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和《杀狗记》。
杂剧、散曲和南戏（传奇）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对后来戏剧文学的发展和许多地方戏曲、剧种的兴起，都有深远的影响。运用汉文从事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元代也很多，如回回人萨都剌、畏兀人小云石海涯（汉名贯云石，字酸斋）等，都以写散曲而驰名于时，对汉文的造诣很深。此外，回回诗人乃贤、丁鹤年等人，在当时也都有声誉。
蒙、藏史诗元代我国各民族的作家，运用自己民族文字或兄弟民族的文字，写出或翻译了不少的优秀文学作品。如作者不可考的《元朝秘史》（即《蒙古秘史》），不仅记录了蒙古的起源和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的历史，而且也是诗歌、口碑、传说等民间口头文学的汇编，是一部蒙古民族的史诗，也是蒙古族可考的第一部历史文献。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是一部藏族民间说唱体的英雄史诗，在元代写完，当时在全国广泛流传，为汉、藏、蒙等族所喜闻乐道。《米拉日巴传》的作者署名是后藏疯人海如嘎，成书约在13世纪后期，写僧人米拉日巴的一生，是研究藏族社会和文学的重要资料。这些少数民族文学杰作，都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享有的文化遗产。伯颜专政蒙古统治由盛转衰，前人留给他的是一个破烂的摊子。
两虎相斗年幼的元顺帝根本不懂治国安邦，只知同女子游玩嬉戏，朝中大权全由伯颜和燕铁木儿两大家族把持。
伯颜曾被授予中书右丞相的头衔，燕铁木儿的弟弟撒敦担任中书左丞相，伯颜的弟弟马札儿台与燕铁木儿的儿子唐其势并为御史大夫，文宗在位时期，伯颜的权势与威望远远比不上燕铁木儿，而今登上中书右丞相宝座，权势跃居燕铁木儿家族之上。
对此，唐其势忿忿不平地说：“天下本是我家的天下，伯颜是什么人？竟然官职比我还高！”唐其势几次想刺杀伯颜，终未得手。伯颜则不露声色，静观事态的发展，暗中却在寻找时机剪除这个死对头。
顺帝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撒敦死去，唐其势晋升为中书左丞相。他见小皇帝越来越宠信伯颜，便抓紧行动，暗地里与他叔叔答里、弟弟塔剌海和宗王晃火帖木儿密谋策划，决定发动宫廷政变，废黜元顺帝，另立文宗的儿子燕铁占思为帝。
可是阴谋败露，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六月三十日，当唐其势率领几位勇士闯入皇宫时，伯颜伏兵以待，将唐其势及其同党团团围住，唐其势当即死于乱刀之下。
两宫皇后塔剌海逃进后宫，躲入姐姐座位底下。伯颜随即闯入后宫，从伯牙吾氏的座位下拖出塔剌海，挥刀即斩，鲜血溅了伯牙吾氏满身。伯颜立即上奏元顺帝，指责皇后伯牙吾氏窝藏大逆不道的弟弟，并欲将伯牙吾氏抓走。
伯牙吾氏向元顺帝求救，高喊：“陛下救救我！”
两年来，伯牙吾氏见元顺帝日益宠幸奇氏，非常恼恨，多次无故痛打奇氏，元顺帝表面上虽不敢作声，暗中则对伯牙吾氏咬牙切齿，而今她的兄弟犯上作乱，无论如何不能轻饶了她，所以当元顺帝听到伯牙吾氏向他呼救，冷笑一声，说道：“你的兄弟想置我于死地，我岂能救你！”
接着下令将她逐出宫门，贬为平民，不久被伯颜毒死。伯牙吾氏被黜，元顺帝打算立奇氏为皇后，但遭到伯颜的反对，结果，在伯颜的荐举下，伯颜忽都做了皇后，奇氏被立为二皇后。据说，两宫皇后并立，就是从元顺帝开始的。
伯颜忽都素来庄重朴实，整天端坐宫中，从不伴随皇帝游乐，元顺帝觉得她缺少魅力，很少出入她的宫中。
独断专行燕铁木儿家族败亡后，元顺帝将一切大权委付伯颜，听他决断，朝中不再设置左丞相，伯颜以中书右丞相的身份独专相权。不久，元顺帝授予伯颜世袭的答剌罕封号。按照蒙古惯例，受封者可以随意出入宫禁，并享有许多特权。
这样一来，伯颜身价就更高了。他当政期间所得的封号、官衔加在一起长达246个字，其权势之显赫，为元朝历代宰相中前所未有。
自从诛灭唐其势后，伯颜专政自恣，肆行贪暴，越来越不把当朝小皇帝放在眼里。
一天，他对15岁的元顺帝说：“陛下有太子，不要让他读汉人书。汉人读书，实在太欺负人了。”
中书省官员建议废除科举，深得伯颜赞赏，他立即上奏皇帝，请求批准。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十一月，在伯颜的煽动下，元顺帝下诏停止科举取士，把各地儒学贡士庄田的田租改拨为宿卫士的衣粮，又下令禁止汉人、南人学习蒙古文字。
伯颜自恃功高权重，毫无顾忌，又向蒙古诸王下了毒手。当时，蒙哥的后裔彻彻秃受封为郯王，伯颜的先祖是蒙哥家中的奴隶，按照蒙古传统，伯颜一家应该世代尊蒙哥后裔为使长。
伯颜觉得这是自家的奇耻大辱，愤怒地说道：“我身为皇太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何要尊蒙哥后裔为使长？”于是，他在元顺帝面前诬陷彻彻秃谋反，请求将他处死，元顺帝不允，伯颜竟擅自行刑，使彻彻秃蒙冤而死。元顺帝对伯颜的所作所为日益不满，却又拿他没办法。
古代山水画鉴赏可怜的顺帝尽管伯颜觉察到了元顺帝已对他不再信任，但他仍然肆意妄为，毫不顾忌。他的亲信布满朝中，他的居宅门庭若市，朝廷官员进进出出，好不热闹。每次退朝，他在众臣的簇拥下，趾高气扬地走出宫门，宛若宫内空无一人。
他在京城街道上通过，诸卫士精兵前呼后拥，挤满街头。相比之下，元顺帝的仪卫则寥若晨星。
元顺帝明明看见伯颜多次夜间进入皇太后宫中，通宵不出，也耳闻京城上下议论纷纷，说伯颜“上把君欺，下把民虐”，但也无计可施。
宫中忠心耿耿为元顺帝效力的只有两个近侍官员，一个名叫阿鲁，另一个名叫世杰班，这二人职卑权小，哪里能够与伯颜相抗衡。元顺帝苦于没有得力之人帮助他铲除权臣伯颜，不免时常暗自伤心落泪。脱脱杀伯脱脱算得上能挽狂澜手既倒的惟一人才，不过贤人也难逃小人的阴谋。
目无主上的伯颜脱脱自幼时拜浦江名儒吴直方为师，16岁即精通经史，且武功超群，膂力过人，被任为内宰司丞兼成制提举司达鲁花赤。他的出名是因为他的“大义灭亲”。
元顺帝在执政后期不再设置左丞相，导致右丞相伯颜独专相权，加号为大丞相，权势炙手可热。由于伯颜的威风，以致“天下贡赋尽人伯颜家，天下之人唯知伯颜而已”。作为蒙古贵族，伯颜极端仇视汉族文化，极力排斥汉人官员。他对顺帝说：“陛下有太子休教读汉儿书。汉儿读书，好生欺负人。”有个巫婆给伯颜算命，说他要死在南方人手里。于是伯颜重申汉人南人不得执持兵器，北人殴打南人，不得还手，禁止汉人南人学习蒙古文字。
当时，广东等地爆发人民起义，伯颜看到起义者都是汉人，就向皇帝建议，杀光张、王、刘、李、赵五姓的汉人，以为由此就可杜绝祸患，幸亏顺帝没有答应。
密计杀伯伯颜的骄横跋扈激起其他官员的嫉恨，顺帝也极为恼火。伯颜的侄子脱脱，自幼被伯颜收养，视若己出。脱脱文武双全，立有军功，为亲军都指挥使。他见伯父如此胡作非为，担心早晚将祸及家门，私下对亲父说：“伯父骄纵已甚，万一天子震怒，自家将遭灭族之灾，不如先设法除了他。”他父亲觉得有理，但一时又下不了手。脱脱又去请教幼年时汉人老师吴直方。吴直方说：“古代的先哲说‘大义灭亲’，大丈夫只要忠于国家，不必有太多的顾虑。”脱脱向顺帝自陈忠忱，起初皇帝还有些不放心，就派心腹官员与脱脱交往，发现脱脱确实忠于国家，就对他加以重用。
伯颜唆使朝臣上书，说汉人不可为廉访使。脱脱向顺帝奏请，遵守祖宗法度，不要排斥汉人。伯颜大怒，对顺帝说：“脱脱虽是我的养子，但袒护汉人，必当加以惩罚。”顺帝说：“脱脱是好人，用汉人是我的意思。”对伯颜的专横，顺帝极为忿恨，在和脱脱谈到这些事时禁不住掉下眼泪，脱脱也为之泣下，君臣决心要除掉伯颜。
养子灭父公元1340年2月，伯颜出城打猎，脱脱封锁京师城门，奉顺帝命起草诏书，列举伯颜罪状，驱逐伯颜，贬为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颜派人到城下询问，脱脱说：“驱逐伯颜是皇帝的旨意，其余的人无罪，趁早回家。”伯颜手下的人一哄而散，伯颜还不死心，要求进城向皇帝告别，被脱脱断然拒绝。
伯颜南行到半路，皇帝又传旨将他贬到岭南。伯颜没料到自己会栽在养子的手中，愤愤不平地对一个过路老人说：“可曾听说过儿子杀老子的事情吗？”老人答道：“不曾见过子杀父，唯见臣杀君。”伯颜想起当年的威风，低下头面有惭色。走到江西，伯颜病倒了，没几天就死在驿站。江南汉人无不拍手称快，写诗歌嘲讽道：“虎视南人如草芥，天教遗臭在南荒。”元顺帝的挣扎元顺帝虽废除旧政、改革弊政，但其虎头蛇尾，最终图治之心消失殆尽。
初显“文治”
元顺帝铲除伯颜时，已21岁，他封马札儿台为太师和中书右丞相，脱脱知枢密院事，总领诸卫亲军，脱脱的弟弟也先帖木儿为御史大夫，马札儿台父子总揽军政大权。
马札儿台做了中书右丞相后，自恃辅佐皇帝铲除伯颜有功，私自在京城附近开酒馆、糟坊，派人去南方贩卖食盐。脱脱恐遭非议，祸及自身，暗中让人向元顺帝告了一状，上任仅半年的马札儿台被迫辞职。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三月，元顺帝任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元顺帝决定任用脱脱进行改革，废除伯颜旧政，重振祖宗大业，大有恢复元朝盛世的向慕之志。
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元顺帝恢复了中断六年的科举取士制度，亲试进士78人，以笼络汉族士大夫，同时大兴国子监，选名儒雅士传授儒学。他下诏将四个素有声望的儒士欧阳玄、李好文，黄潜、许有壬召进宫内，让他们五日进讲一次，帮助他读四书五经，练习书法。为了表达对儒学正统思想的尊崇，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元顺帝派人到曲阜祭祀孔庙，第二年，下诏编修辽、金、宋三史，命脱脱为都总监官，许多汉人文士参加了编纂，形成了元顺帝新政中“文冶”的重要内容。
元顺帝任用脱脱废除旧政、改革弊政，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脱脱因而也获得了“贤相”的美誉，可是没过多久，朝中形势发生微妙的变化。中书左丞相别儿怯不花是元成宗时逆臣阿忽台的儿子，素与脱脱不和。他上台后，多次在元顺帝面前说脱脱的坏话，元顺帝本人也觉得脱脱权势太重，恐怕他走上伯颜独揽大权的老路，渐渐疏远脱脱。
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脱脱被迫称疾家居，辞去相位。这时候，元顺帝尚存励精图治之心，任用成吉思汗四杰之一博尔术四代孙阿鲁图为中书右丞相。
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十月，遣使巡行天下，意在广布圣德，询民疾苦，寻访贤能，罢黜地方贪官污吏，规定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职，五品以下处决。可是奉命巡行各省的宣抚使不仅不按皇帝旨意秉公办事，反而借此机会敲诈勒索，虐害百姓，元顺帝的一番苦心全成了泡影。
救命稻草脱脱罢相后的几年中，右丞相一职数易其主，朝中大臣彼此倾轧，日甚一日，元顺帝的向慕之志渐渐消失。至正七年（公元1347年）六月，他听信别儿怯不花谗言，罢免太师马札儿台，将他徙于西宁州，后又移居甘肃。脱脱忧郁不得志，请求随父同行，以尽孝道。
先前，太子爱猷识里达腊降生后，一直养于脱脱家中，因而二皇后奇氏与脱脱关系甚密，在脱脱罢相的日子里，奇氏一再在元顺帝面前为他求情，元顺帝也觉得，脱脱任中书右丞相的四年中为他出尽气力，其后任命的丞相远不如脱脱精明能干。
一天，有人进献佛郎国马，元顺帝看着膘肥体壮的良马，感慨地说：“人中有脱脱，马中有佛郎国马，都是世上出类拔萃的。”
不出半年，马札儿台病亡，奇氏得知后，立即对元顺帝说：“脱脱是好人，不能让他久居外地。”
元顺帝点头赞同，下诏命脱脱回京。
脱脱到京后，元顺帝任命他为太傅，综理后宫事务，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七月，复命脱脱为右丞相。
“米价贵似珠”
元顺帝再一次起用脱脱后，把一切大权交付与他，自以为高枕无忧。而实际上，这时的元朝仿佛人到暮年，虚弱无力，几乎达到了无可整顿的地步。元顺帝开始深居宫中，与嫔妃嬉游玩乐，不理朝政，对国内形势茫然无知，前几年的“向慕之志”、图治之心早已消失殆尽。
脱脱复相后，虽有一番抱负，却从施展，而且他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上台后，他在各官署安插自己的亲信，将以前与自己结冤的官员一一贬黜，逐渐专横跋扈起来，为此得罪了一些皇帝近侍官员。朝中大臣为争权夺利，结党拉派；地方官员则互相勾结，鱼肉百姓。